是诗人，更是战士 ———诗人胡拓在抗战的岁月里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也正值胡拓先生诞辰100周年。在这一伟大胜利70周年之际，谨以此文纪念抗战诗人胡拓一一这位高擎文化的火把，憎恶黑暗，追求光明，跟着中国共产党投身伟大的抗日战争的战士与诗人。

1915年12月4日，胡拓先生出生在松滋县老城镇西门河一户家境较为殷实的家庭。那时的中国社会正处于军阀混战的黑暗年代。1927年共产党和国民党第一次合作后的革命浪潮也席卷了松滋。12岁的胡拓加入了儿童团，虽然那时松滋的儿童团属国民党县党部领导，但从事的是高唱“打倒军阀，打倒军阀，除列强”的革命歌曲和“禁烟、禁睹、禁娼、禁售洋货”的活动。解放后曾任松滋县副县长的刘明哲担任儿童团的指导员。这是少年胡拓最早接触的革命活动，对他以后的人生走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末的松滋老城，虽为县治，但落后，愚昧，交通闭塞，窒息得让人喘不过气来。少年胡拓也不安于这样的现状，他扛起行李卷，从老家西门河徒步穿过百里洲至董市搭小火轮沿长江求学于荆州、武汉，一步步走向了外面的世界。1935年胡拓先生在武昌育杰中学读高中，他的国文、历史、地理老师是一位姓霍的老师。霍老师第一次上历史课时就说：“中国的历史就是历代帝王的家谱。”他还向学生介绍一些课外读物，如鲁迅、茅盾的作品。还在一篇课文中着重讲了两个名词“入超”、“出超”。通过这两个名词讲帝国主义依仗不平等条约摧毁了中国的关税壁垒，掠取中国的廉价原料制造成洋货又向中国倾销，造成大量“入超”。又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在华开工厂，从商品输出到资本输出，使中国人民贫困，使中国自己的工业发展不起来。那一小部分和洋人勾结发展起来的官僚，在中国又形成了买办资产阶级。霍老师还风趣讲了这样一个公式：“中国的老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老百姓。中国的老百姓需要唤醒。”又从这个公式引申到旧中国历代政府怕洋人，向帝国主义屈膝投降出卖民族利益的种种劣迹。并列举了1925年有名的香港大罢工使帝国主义遭受了巨大的的经济损失，“香港”变成了“臭港”。以此说明人民的力量是伟大的这一真理。这些都在青年胡拓的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胡拓先生曾回忆说，霍老师很可能是地下党。在武汉求学期间，胡拓先生还亲历了帝国主义份子在武汉的横行霸道和野蛮无耻。在汉口外国列强的租界里公然写着：“中国人不许停留！”“中国人不许坐！”这些都深深地刺痛着青年胡拓的心。

这年的12月9日北平爆发了爱国学生运动，很快影响全国。12月20日，武汉学生联合起来举行爱国游行示威行动。由于蒋介石忙于剿共，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投降日本帝国主义的政策，武汉国民党当局封锁了长江。胡拓先生与愤怒的武昌学生们秘密分散租小船深夜渡江，与汉口学生汇合，组成浩荡的游行队伍向日租界进军，途中遭到国民党当局荷枪实弹的阻拦。游行队伍又满腔怒火地折向江汉关一带示威游行，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不流血谁流血！我不牺牲谁牺牲！”等口号。不久学联又组织化妆宣传团奔赴农村宣传抗日救亡活动。胡拓先生参加了一支20来人的宣传队步行到葛店一带进行抗日救亡活动。返回武汉后，王曦、赵承修（松滋人）等学生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胡拓先生受同学们委托多次到监狱探视。不久胡拓先生接到赵承修的信，到监狱接赵承修出狱。“12.9”运动像一道闪电，划亮了民族危亡的天空，同时也点燃了青年胡拓的人生火把，从此他高擎起这人生的火把，汇集在中国共产党的麾下，追求进步，追求光明，喚起民众，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也正是“一二.九运动”血与火的洗礼，胡拓先生拿起了诗的投枪，刺向当时黑暗的中国社会，宣传抗日救亡运动，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罪行，奋起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12.9”运动的壮怀激烈久久地在胡拓先生胸中澎湃着：“……在中国啊，汹涌着十二月的行列。奔腾着十二月的步伐，像海燕，把暴风雨迎候。”这是胡拓先生投身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次征战。此时，他仿佛看到了在中国大地上驰骋着一支支抗战的队伍：“看啊———在广漠的北方，在巍峨的太行，在咆哮的黄河，在翻滚的长江，哪里不是驰骋着———十二月的行列，哪里不是跃动着———十二月的步伐。”他自己就如同高尔基笔下的海燕：“而我们是海燕，在暴风雨的海洋上，昂着头，挺起胸，笑着脸在战斗。”这首发表在中共中央南方局机关报，重庆《新华日报》上的《十二月的行列》，是现在可以查找到的胡拓先生的早期作品之一。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因为有了“12.9”运动的奠基，同年11月胡拓先生毅然投笔从戎到第三战区川军的一支队伍，在中共皖南特支的领导下，做战地宣传员，不久这支队伍归并到新四军的行列。在皖南岩市，胡拓先生见到了他一生景仰的陈毅将军，并在新四军军部聆听了陈毅将军幽默激昂的形势报告。在新四军里胡拓先生经曾任北平学联主席的黄诚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时，另一位才华横溢的热血青年，解放后曾任上海美协秘书长兼上海画院院长的吕蒙，还有朱光共一个铺盖卷，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情。1982年当胡拓先生从其他友人处得知吕蒙夫妇（他夫人是著名作曲家黄准）的消息后，再也抑制不住对战友的思念之情，当即飞书吕蒙。昌蒙很快回信，他的感慨和激情同样跃然纸上。虽然在皖南时，胡拓用的是胡明清的名字，而现在给吕蒙的信，署名是胡拓，吕蒙仍见信如人：“我敢肯定你就是我四十多年前的老战友———胡明清同志。”吕蒙在信中感叹道：“在岩市时的战友们，有的牺牲了，有的至今已是副省长或省长一类的干部……只可惜黄诚在皖南事变中牺牲了，还有朱光在解放战争中牺牲，童袭则很早时在抗日战争中牺牲……我也总认为你不在人世了。”1983年7月胡拓与吕蒙在上海重逢，吕蒙挥毫为老战友赠书法作品一幅。1938年6月胡拓先生随皖南特支委员谢云辉到武汉给新四军办事，经组织批准回家探亲。假后重返皖南时，因日军进攻武汉，交通断绝，重返皖南顿时化为泡影。因搭不到重返皖南的轮船，胡拓先生滞留在宜昌，后辗转建始师范读书，与著名作家、诗人冀舫同在三年级。一样的爱国热血，一样的进步追求，一样对诗歌的挚爱，两人很快成为莫逆之交。他们在学校编印油印刊物《诗歌与版画》宣传抗日救亡运动，揭露日寇的暴行，发泄对日寇的仇恨。不久，学校地下党负责人黄宽成（胡拓在“一二.九运动”时的战友）介绍胡拓和冀舫到宜昌分乡小学（附设初中班）教书。在学校与冀舫、邹荻帆（著名诗人，文革后任《诗刋》编辑部主编）、吕剑（著名诗人）和马琴等人编印小型文艺杂志《野火》宣传抗日救亡。武汉沦陷后，日寇对鄂西地区狂轰滥炸，胡拓先生目睹了祖国河山惨遭蹂躏、人民大众生灵涂炭的悲惨景象。甚至在月夜，日寇连一座荒僻的小城也不放过，对日本侵略者的无比仇恨凝聚在他的笔下，他用诗歌控诉侵略者的暴行，用诗歌鼓舞民众抗击侵略者。他请“月亮睁大了眼睛”看日寇的暴行，“看呀———那涂有‘红膏药’标志的鹫鸟，嗥叫着扑向这座荒僻的小城，在倾泻着杀人的钢铁与火药……，”还有那在日寇狂轰滥炸暴行中挣扎的母亲与孩子，“……大地上响遍了母亲和孩子的哭声！啊，血债又加深了一层！”他请月亮把日寇的暴行向全世界广播，向日寇讨还血债：“月亮，请广播吧！你的呼声带来强烈反响，那将是———人类的怒吼：杀人者偿命！”发表在《新华日报》上的《请月亮广播》以及《国民公报》上的《他有愤怒》即是他这一时期的作品。

1940年胡拓先生随着流亡的人流来到陪都重庆，在重庆市立第二小学任教。他一边任教，一边奔走于人民大众之中，宣传抗日救国主张，鼓动民众支持抗日，投身抗战。同时在民众中汲取源泉，搜集素材，创作鼓舞民众坚定抗战必胜信念、同仇敌忾抗击日寇的诗歌作品。写出了叙事诗《太阳照在她的头顶上》，并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胡拓先生用通俗直白的语言把诗中主人公的“她”送自己的男人出征抗日战场的家长里短、儿女情长的故事娓娓道来。诗中主人公的“她”对自己的男人立志出征抗日战场，自然是依依不舍，也很有些“满腹心事”，但“她”心里最终“豁然亮堂堂”，因为“她”，“……又想到民族国家身上———如果大家都不肯当兵打仗，如果后方都不肯支援前方，那就任凭日本鬼子奸掳烧杀，横冲直闯……想着想着……她昂然抬起了头，一心一意搓洗着粗兰白布衣裳”。“她”要让自己的男人明天出征时穿上贴身干净的衣裳，“哦，太阳照在她的头顶上，她心里豁然亮堂堂，在明天欢送出征的人群中，还要叫人们看出她一脸亮丽的阳光……。”是啊，正是在这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月，诗人胡拓仍然对抗战必胜充满了信心，那一轮抗战胜利的太阳就如同照在他的头上一样。

在重庆期间，胡拓先生经历了日寇对重庆连续的大轰炸，在重庆的防空洞里，他目睹了一位母亲在防空洞诞子时悲喜交加的情景。由此联想到《马槽歌》中那个诞生在“马槽”，后来因拯救苦难人类而受难的“圣婴”。然而，在诗人笔下，“沾染着圣洁血液的不是马槽，于产妇以熬煎的，不是凛冽的风雪，是在，掀掷着铁与火的仇敌的机翼下，拥挤着的受难者的隙缝中，昏暗、窒息、潮湿而又闷热的防空洞诞生了——诞生了中华民族的新生代——我们的人之子啊。”这首发表在《诗创作》上《不是诞生在“马槽”》的诗歌，悲怆地告诉人们这个新诞之子是“被孕育于苦难岁月的新人类，呐喊地滚进了战斗的世界……，而恶毒的机翼声尚肆虐地震轰于头顶，而诞生于防空洞的我们的人之子，第一面接触的，是敌人的飞机、炸弹、机关枪的毒火，是战斗的，祖国的高射炮的高歌……。”揭露了在日寇狂轰滥炸下重庆民众的苦难景地，同样也向全世界宣告：中华民族是不屈不挠的民族，任何敌人都阻挡不了中华民族的生生不息、民族独立和解放。

在重庆市立二小，校长是一个顽固派，不断压制学校的进步活动，因强烈不满校长压制学校的进步活动，胡拓先生被校长解职。一怒之下，胡拓先生写了题为《国家还要不要我们师范生》的控告文章寄给《大公报》。《大公报》不但没有刊登控告文章，反而将文章转给社会局，社会局长包华国下令传讯胡拓。他连夜躲到好友绿原（他当时在重庆钢铁厂管图书，文革后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那里，逃脱了传讯。这时他想到了《新华日报》，便与绿原一起到华龙桥《新华日报》社找社长潘梓年同志，要求参加《新华日报》的工作。潘梓年说报社尚无缺额，是会有人来找你们的。胡拓先生明白了潘梓年对他们这些进步青年婉拒的含义，当时在重庆，《新华日报》必须严格执行党的秘密工作纪律。

不久，经中共地下党员张渊泉介绍，胡拓先生离开重庆辗转到南川直属第七儿童保育院任教。直七院的全称是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直属第七保育院，它是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这里聚集了很多进步人士。除了胡拓先生外，还有陈坚、阎文英、陶钦孚、范维华、王毅之等人。同时也有国民党特务混迹其中。院长叫杜彦桐，湖北沔阳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毕业。杜彦桐与赵君陶等党员院长配合行动，秘密传达贯彻南方局的指示和意图，“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并做好“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工作。为党隐蔽了一大批革命者，发展壮大了进步力量。杜彦桐逐步将胡拓、陈坚、阎文英、陶钦孚、范维华、王毅之等人调整作高年级的班主任，让正直稳重的张中屏担任教导主任，发展壮大了进步力量。胡拓先生与进步人士的频繁接触，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不满国民党压制民主、反共摩擦行径，再次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胡拓先生时刻感到有一双阴森的眼睛在盯着他们这批爱国热血青年，这阴毒的眼睛他在重庆时也经常遇到。因此这“不属于我们人类的眼睛”注定要出现在他愤懑的诗歌里，而且以《眼睛》冠以诗名。这样的眼睛“射着阴毒的瞳孔，斜垂于凶横的眉梢下，埋伏在黑色呢帽的边沿，在窥探着我们啦一一在窥探着善良的人类！”国民党特务盯梢迫害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的那一双“阴毒凶横”的眼睛被诗人胡拓勾勒得淋漓尽致。如果说这之前胡拓先生尚对国民党当局抗日抱有幻想，那么，从大雾弥天的重庆来到他同样感到黑夜森森的南川，他的那一丝幻想已荡然无存。他感到40年代的中国“如同一口老旧而巨大的锅底，漆黑漆黑的”，“而使夜行者警惕着脚步的是夜啊，使人对白昼产生酷爱的是夜啊，使人群烧起通红通红火把的是夜啊。”（胡拓：《夜的葬曲》1942年）这是他思想的升华。侵略者吞噬着他的祖国，而国民党的反共专制统治更如夜一般的黑暗，他坚定了跟着共产党的信念，“要为夜唱一支葬曲。”在南川直属第七儿童保育院，胡拓先生与也在这里任教的陈坚结为伉俪。陈坚是从延安辗转来重庆，在南方局领导下开展工作，经中共地下党员杜君慧介绍到南川直属第七儿童保育院的。在他们教育过的少年儿童中，很多人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其中有一位始终不忘教育之恩，他就是解放后曾任宜昌市农办主任的周健同志。由于胡拓、陈坚夫妇的进步活动，受到了国民党南川县党部的怀疑与注意，杜彦桐院长及时通知他俩转移，并增发两个月工资作路费。

太平洋战争暴发后，大批文化人士齐聚桂林，随后胡拓夫妇也来到桂林。在中共地下党员郑思（解放后曾任湖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经常联系介绍下，胡拓夫妇参加了一系列进步人士组织的活动，有幸见到了茅盾、田汉、聂绀弩、孟超、许幸之、芦荻等人。也见到了以后因此险遭诛连的胡风、梅志夫妇。此时，胡拓先生的好友冀舫也在桂林。

胡拓夫妇帮胡风抄过两本诗稿，胡风夫妇热情地留他们在家里吃过饭，自然也就有了“胡拓夫妇来访”的胡风日记。1955年胡风集团冤案发生，肃反时组织上多次调查，胡风与胡拓并无组织上的联系，对他作出了不是胡风份子的结论。文革中胡拓先生的胡风份子问题被重新抖落出来就再所难免了。桂林进步的文化氛围无疑使胡拓先生受到了熏陶，他在桂林创作了大量宣传抗日救亡、抨击国民党专制统治的诗作，发表在《诗创作》《文化生活》、桂林版《大公报》《诗垦地》《国民公报.文群副刋》上，在桂林小有名气。《诗创作》社为胡拓先生的诗歌编了一个专集，专集的书名就叫《夜的葬曲》，并刋登了出诗集的广告，但却被国民党的审查机关扼杀了。诗稿查无下落。胡拓先生为此愤然写下了《敲打着时代键盘的低调》一诗。在诗中，他抗议国民党当局“扼住了我的喉咙，在我和人民之间堵上了一面墙，不准我歌唱”，诗人悲怆地呼喊：“我背负着我的诗囊，在凛冽而幽暗的国土上蹒跚踉跄”。并在桂林《文化生活》上发表诗作《春天迟疑着脚步》，抨击国民党专制统治下的白昼“一如阴沉寒冷的黑夜惹人厌恶！阳光么，阳光一直照耀在远方……”，诗人告诉人们，在国民党专制统治下的地区“山丘，秃露着嶙峋脊骨，河流，僵卧在荒寒的旷野，枝头尚未缀绿，林间的雀鸟尚哑默无言哩！……春天么？春天迟疑着脚步！”

随着时局的变化，胡拓先生及夫人陈坚再次辗转重庆，由张渊泉找吴裕光（又名吴荫棠，解放后在九江石油公司工作）介绍到白市驿国民党空军新生社任文化干事。在此期间，白市驿空军第四飞机维修厂一名机械师（可能是地下党的同志）主动与胡拓先生联系，最后和沙坪坝空军油库的一位姓张的地下党同志接上了头，定期汇报接受指示。1945年7月胡拓先生被提升为空军四大队中队指导员，接触国民党空军的机密情报。这年8月胡拓先生获取了国民党空军轰炸八路军、新四军防地，阻止日军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的绝密情报。由于情况紧急，为防止出现意外，胡拓先生直接把情报送到了《新华日报》社。同月《新华日报》刊登一条“代邮”：“胡拓先生大稿收到，望继续赐稿”（当时胡拓先生在国民党空军用的是胡明清的名字）。9月初空军油库的老张通知胡拓先生到重庆德新里39号“星庐”（中共南方局地下党组织的掩护机构）参加秘密会议。会议由南方局青年组负责人张黎群主持（文革后在中纪委政策研究室工作），决定建立农村工作组，指定胡晓风（解放后曾任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成员有吴子敬（吴能让）、胡拓、陈坚及另一对夫妇，到万县武陵开展工作，以办中学为名，发动群众。1946年3月形势恶化，武陵农村工作组有暴露的危险，南方局决定工作组撤离，胡晓风、吴子敬回重庆。因胡拓在空军中送过情报，又突然离开空军，必然引起敌人的注意，再回重庆也有暴露的危险，组织上果断决定胡拓夫妇回湖北松滋，由组长胡晓风继续保持联系。胡晓风与胡拓夫妇的联系一直保持到1948年。胡拓先生回松滋后，在老城小学任教时教学生唱的歌曲的一部分就是胡晓风写信联系时随信寄来的，包括胡晓风自己编的《民歌初集》《民歌二集》还有陕北的秧歌。1948年胡晓风与胡拓夫妇的联系突然中断。这件事直到1982年胡晓风同志还深怀歉意。他在致胡拓夫妇的信中说：“是我没有把你们的关系接好，致使你们在黑暗中感到茫然。”后来他得知胡拓先生参加革命工作时间还没有落实到1943年，又特意来信表示他的意见：“这是没有道理的。”他甚至有些动情地写道：“工作组不是外围组织，它是党的一个工作单位，一个特殊的工作单位。”胡晓风同志对当年在一起出生入死的同志的牵挂之情，跃然纸上。与胡晓风同志失去联系固然使胡拓先生感到茫然，但重回故里的胡拓，已不是当年扛着铺盖卷到外面求学的少年胡拓了，共产主义信念已深入到他的骨髓中。在新中国黎明前的黑暗里，胡拓夫妇为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摇旗呐喊，为已经看到的新中国的曙光欢欣鼓舞。他们向学生家长发快邮代电的传单，控诉国民党县政府搜刮民脂民膏，“取之于民，而不用之于民”，呼应国统区“反饥饿、反迫害”斗争；他们教学生唱《翻身谣》《山那边有个好地方》《古怪歌》；他们组织进步师生在老城街头演《雷雨》《放下你的鞭子》及影射国民党蒋介石的《你这个坏东西》；甚至带领师生扭起了陕北传来的朱大妈送鸡蛋的秧歌。胡拓夫妇的这些进步活动触动了敌伪的神经，伪青年团县团部头目（此人解放后被人民政府镇压）给胡拓先生写来恐吓信，内书“找你借二十八吊”。“二十八吊”意即共产党的共字，胡拓先生并没有被吓倒。解放前夕，胡拓先生召集进步青年吴成密、赵子容、胡垦、及夫人陈坚密商派胡垦（胡拓的胞弟）带着他们共同起草的欢迎信偷渡到江北去迎接解放军过江。虽然因长江被封锁未能成行，但胡拓先生及其周围的一批进步青年对解放的渴望、对新中国的向往已呼之欲出。1949年7月，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松滋的国民党残余势力纷纷溃逃。当时老城还未被解放军接管，胡拓先生再也抑制不住胜利的喜悦，在老城的古楼下贴出了《解放颂》的街头诗迎接解放。满目疮痍的祖国，灾难深重的民族，劳苦大众的暗无天日，尤其是为了改变这一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的、胡拓先生也投身其中的伟大革命，这一切交织在他心中，在解放到来这一刻全部迸发出来：“救星来了！救星来了———地狱坍塌了，枷锁粉碎了……太阳的光辉多么灿烂，自由的大气，何等舒畅，解放的大地格外宽广，阳光下的山河分外明亮，压抑得太久太久的生命啊，多么渴望……桎梏得太沉太沉的脚掌啊，多么盼望迈步在金光大道上……红旗招展———那就是我们前进的方向（胡拓：《解放颂》1949年）。”7月28日，为接管松滋在应城组建的新中国首届松滋县政府在饶民太县长、丁野政委和杨致远部长的带领下抵达新江口。胡拓先生连夜由老城赶往新江口向饶县长、丁政委报到。一个崭新的伟大时代开始了！胡拓先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新的、更加辉煌壮丽的征程。

原载2015年出版之《抗日烽火映松滋》并获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