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城旧事

老城是松滋的古镇，人文典故诉说不尽。从秦砖汉瓦的古建筑遗迹，到现在仍在被人们使用的千百年古井群落，甚至一不小心就踢出来的陶罐，无不在低沉地向人们述说着一串串老旧的故事。如明朝的兵部尚书武忠襄，只知道他的老家在杨林市，而老城镇西街武家亭子是他的故宅，但现在武家亭子也没有了。又如清朝光绪年间考中翰林后任湖南桑植县令的雷以动，因判错案误杀好人，案犯临刑前在法场上高喊“我是你冤枉死的，你这糊涂的狗官司，我来生都不会放过你的!”后来查明的确是误判，被革职回家，住城隍庙墙外。第二年生下一个又白又胖的标致儿子，可儿子出生时就病了，不到一年那标致儿子死了，他也随子而去。于是就有人说这是被害人索命的。又如乾隆年间出生在朱家埠的武进士彭承尧，后任广东总兵，因镇压云贵川羌族少数民族起义有功，升任为四川广西提督。嘉庆三年去世，诰授为建威将军、太子少保、紫光阁功臣，运回家乡老城朱家埠安葬。他的后人如何，无从考证了。从东晋咸康三年(公元337年)到现在已是1600多年，松滋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都淹没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松滋老城是1949年7月份解放的。7月6日沙宜战役打响以后，国民党十五军驻防老城的段国杰师怕被围歼，仓惶南逃。从六月中旬到下月16日这段时间内，国民党部队跑了，乡公所的乡丁散了，乡长苟云卿也不知躲到哪里去了，老城街上处于无政府的真空状态。于是各商家就把学徒、店员、年青匠人组建成一支“民众自卫队”，在街上巡逻，维持治安，防止抢劫骚乱。7月16日四野三十军和四十三军野战医院住进老城后，随之接收松滋县的县长饶民太到了新江口，接收第四区(老城区)的区长岳宁福，政委张志琪，派出所所长常松林，武装部长张成举也到了老城，政府的行政机构才开始运转起来。收缴了民众自卫队的枪支，成立了民兵大队，农村里也开始成立贫农协会，代替原来的保长、甲长。但老城和朱家埠街道还没有行政组织。

“文盲街长”戴连福

1949年9月份，正是收棉花、芝麻的时节，家住西门外戴瓦匠家来了一位陌生人。他穿着灰制服，操着江湖、沔阳一代的口音。当时我家正在用石磨磨麦面，他一进来就帮助推磨，一面推一面问家里的情况，并问我父亲哪里去了。母亲告诉他，天天在外做工，一天不做全家三口人就没饭吃。来人跟我母亲说：明天不去做工了，在家等他。父亲晚上回家听说此事后非常害怕，我从来没做过什么坏事，也没犯过法，这个共产党找我干什么?第二天吃早饭时他就来了，自我介绍说，他叫孙仁新，来动员我父亲出来干革命工作的。我父亲说，不行，我没读过书，一字不识，只知道做工养家活眷，公家的事，保长、甲长都没当过。左说右说我父亲总是不答应。第三天他又来了说：你的家庭情况和社会关系我们都调查过了，你祖孙三代都是穷人，姑、舅、姨三门亲都是贫农或工人，没有一个任过伪职，全老县城像这样干净的人实在不多!我们共产党就是要选你这样的人出来干革命工作，当老城街道的“街长”。工资每月110斤米，夏天一套单衣，冬天一套棉衣。给你配一个文书兼财粮委员。这110斤米要养活一家人，是不行的，可以批准你用一半的时间在街政府办公，一半时间做瓦工。街政府就选在北街赵家祠堂，从明天起去上班。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你是工人阶级，必须服从党的安排。看来不答应是不行了的，戴表态说：去试一试看吧。我没有水平，搞不好，你们不要怪我。孙表态说：我们一定支持你当好“街长”!

“街长”不是朝廷命官，没有级别，相当于民国的保长，现在的村委会、居委会、社区主任。我们家祖祖辈辈没有人当官，轮到父亲当“街长”便很有使命感和成就感。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顿扩大老城街道民兵大队，并指定杨祖华担任大队长。杨是搬运工，身高一米八左右，一脸麻子。解放前被抓壮丁去当兵，后投诚。解放后在西北野战军当战马饲养兵，给彭德怀司令员养过马，后转业回家。他人高马大，又会一点武术，最适合当民兵大队长。他巡逻时从来不背枪，只是找着一把系有红绸子的大号刀，看起来真是威风凛凛。民兵成员以搬运工人为主，另有商号的年青店员、手工业匠人等。每天站岗放哨，夜晚通宵巡逻。

1950年正月十五的夜晚，四个巡哨的，在我家喝了夜酒后，往西门河走去。当走到离我家只有50米左右段志华家旁时，听到段家后院传出如雷的鼾声!他们以为是有人喝醉了，倒在屋后酣睡。拿电筒一照，竟然发现屋后废弃的粪坑旁睡着一只金钱豹!它见有人来，一声吼叫，跃过前两人的头顶，第二跳跃过后面两个人，向对面田野里直奔而去。走在前面的朱先双、毛云吓倒了，后面两人吓得枪栓都拉不开。

这是一支公豹子，在寻找它的伴侣，因为在大年三十晚上发生了打死一支母豹的事。家住城北门外小洲子的禹邦柱吃过团年饭后，两口子到自家后面的荒坟岗去抱柴，妻子刚好抱着柴禾侧过身时，从坟堆后面突然窜出一只金钱豹，扑向她身后，两支前腿搭在她肩上，张开血盆大口，向她后脑壳咬来，禹邦柱见状大喝一声“啊”!立即用扬叉打向豹子，妻子拼命一滚才脱离了危险。禹大声喊叫：快来打豹虎子啊!豹子见人多了，反而不跑，向一个堰塘边不慌不忙走去。当人们快接近它时，它站着不走了，转过身来向人们吼叫，吓得人们直倒退。正在这时，家住不远处的程宏盛吃过团年饭，喝得醺醺大醉，挑着一担水桶来堰塘挑水。听见有人喊打豹虎子，他问哪里有豹子?人们说就在你的面前!豹子见人挡道，纵身向他扑来。真是酒醉人胆大，他说老子就不怕你，提起扁担横打过去，正好打在豹子的头上。豹子被打翻在路边沟里，他跳上去用扁担压在豹子的头上，说你们快来打呀!后面的人上来你一标枪，我一黄沙尾(比标枪长一些的铁兵器)，才把豹子捅死了，吊在程宏盛屋旁的树上有一丈多长。后来公豹子为了寻找伴侣，在这一方偷吃鸡子、咬死狗子，还刨人家的大门，吓得人们晚上不敢出门。老城人谈“豹”色变。直到半个月后那豹子才失望地离去。

我父亲当“街长”的第二件事就是宣传婚姻法和扫盲，在东街和西街办了两个扫盲识字班，动员不识字的工人家庭妇女读书识字，并请中小学老师和初中学生当教师。同时还大抓文娱活动，组织小型演出队。老城小学演出了《血泪仇》，店员工会演了《刘胡兰》。记得是李祥芹演的主角刘胡兰，张国清演国民党大胡子连长的。西街街道和搬运站联合演出专门宣传婚姻法的《小女婿》、《罗汉钱》等。当年我才13岁，个头小又热爱文艺活动，两出戏中的小女婿就拉我配盘饰演。饰大媳妇的是张功秀和万太珍。老城汉剧团演出了《枪毙张友三》。这是根据1949年武汉刚刚解放，资本家张友三嫌弃大夫人，用电将其触死的刑事案件而编的现代文明戏。吴爵宾饰张友三，刘顺英饰大夫人，周士美饰三姨娘，我演三姨娘的儿子，胡世玉演大夫人的女儿。

说到老城汉剧团，值得交待一笔，它是清道光年间，重修老县城创立的，名叫“松滋县自来轩汉剧团”，没有专门的演职员，只是大户人家、有钱的大小老板为票友组成的松散团体。到了民国初年，咸宁人余天会，行走江湖来松滋唱戏，被当时姓赵的票友看中招他为婿，把小女赵大珍许配给他。余天会主演生角，但是生、旦、净、丑他都在行，后来就成为了汉剧团的“导演”，教会了大地主刘天佑、陈配之、肖鹏臣和丁年生等人。解放初期又有刘顺英、刘洪玉、魏绪英、周士美等一批年轻人参加进来，学会了不少折子戏。直到1954年剧团的主角地主刘天佑被杀了，有的参加工作离开了老城，老城汉剧团被迫散了伙。

“街长”的第三把火是禁烟禁赌禁娼。老县城没有妓院也就没有明娼，但暗娼不少，地方小都是你知我见心底有数。对于这些人只有将他们集中起来进行教育，要她们从事各种劳动，或者经商，不准再从事这种行当就成了。暗娼本来是穷人家的女子，她们的主顾当然也是吃了上顿无下顿的穷人，大户人家都是三妻四妾的，很少上她们的床。既然新政府不让做，她们也就告别了这个苦行当。禁赌也好禁，因县城没有正规赌坊，凡是参加过摇色子、打花牌、推排九的，民兵们把他们抓起来，参加抬石头、挑砖等公益劳动，伙食自己出，还要写保证书。同时不准商家卖赌具。抓赌时，奖金没收，赌具一律当场焚毁。不几天，赌徒们再也不敢赌了，就是那些打玩牌的老年人也不敢赌了，抓去罚苦工还不管饭太划不来。

禁烟就比较难了。国民党统治时期也禁过烟，但屡禁不止。因为那些官府的衙役们，大户人家的公子少爷们，大都抽鸦片烟，很多有钱人家的家产、田地都被鸦片馆的小小烟灯烧光了。贩卖鸦片的都是一些大户人家和头面人物，当地政府惹不起。他们利用从云南和四川贩进毛烟，把烟土螂在毛烟中，不知不觉，大大方方地运进来。1951年以后，那些商家逐渐被供销合作社取代，烟土的货源被切断，那些瘾君子们到处搞不到烟土。另外，政府也采取了强制手段，把街上的那些流氓地痞，无业游民，盗贼和开鸦片馆的老板，统统送到江陵岑河集中学习、劳动，使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把街上抽鸦片的瘾君子们都集中在街政府驻地赵家祠堂大厅里，放上十多捆稻草，每天两餐稀饭，吃喝拉撒都在里面，门口有民兵站岗。头两天他们还比较老实，从第三天开始，他们有的喊爹叫娘，挠胸蹬足，有的滚地撞墙，头破血流，满脸鼻涕眼泪，真是丑态百出，出尽洋相。若他们太闹过头了，麻子杨祖华身背大马刀一声吼：你们再喊叫，老子用马刀砍死你们!他们才收敛点。直到第10天才放他们回家。我当时读初中一年级，因有事去街政府找我父亲戴“街长”，看见那些关起来戒毒人的狼狈相着实好笑。有一个叫鲁治贵的人央求我：戴家大相公，请你把外面渣子堆里几块黑竹片子找来给我喳。我照办了。后来杨祖华发现鲁治贵躲在墙角落里啃破竹片子，就问他这是哪里来的，他说这是请戴“街长”的儿子在外面捡来的。杨向我父亲汇报了，父亲打了我一顿，并规定再不准来街政府了。原来那块黑竹片子是吸鸦片的烟枪，没收后砸烂了，甩在外面的。我帮他捡来后，他舔食里面的烟垢，可以过瘾。上世纪60年代，我在供销社办公室工作，鲁治贵在青果门市部当营业员，我还埋怨他使我挨了一顿打。他说实在对不起，那时我瘾发得要命了，没有办法啊!

那时参加工作的人们，心灵确实纯正善良，一心为公，不谋私利。1950年实行民主改革，街上没收地主资本家的贵重物资和各种财产都堆放在街政府内，无人看管，但谁也没有拿走一件东西。有一次我去街政府找父亲，他办公室的抽屉没有上锁，我打开一看里面装满了各种没收来的手表，作价5万元一块出售(相当于现在5元)。我要他给我买一块，他说：你真是异想天开，哪有瓦匠的儿子带手表的道理!

1954年斯大林逝世，在传达会议上戴“街长”无厘头说了一句歇后语：斯大林“一扒狗”了，后面是“屎”字，谐音“死”字。这么严肃的、沉痛的会议就被新中国堂堂老县城的“街长”这句话给搅和了。有水平的县、区领导说：这位老先生的政治水平太低了!不久，我父亲5年的“街长”便解职了，一句话就葬送了他的转干、提拔的美好前途。

流氓抢犯熊辉元

1950年3月的一天，区政府通知各学校放假，全区每个农会准备一套十盘鼓和各色彩旗，每组8至10人，上午9点以前到老城南门外高家山公墓区集合，开大会公审和枪毙熊辉元。离老城比较远的关岳、艾桥和李桥、合心，半夜12点前动身，上午9点前一定要赶到。天刚亮，只见满山遍野彩旗招展，三十多套十盘鼓锣鼓喧天，大约有1万多人参加会议。上午9点整宣布大会开始，区政委张志琪(当时不叫区委书记称政委)讲话，他讲道：新政权成立不久，那些反革命和社会上形形色色的坏人还在兴风作浪搞破坏，反攻倒算害人民，我们一定要镇压反革命和一切坏人!随后宣布了熊辉元的种种罪行和执行死刑的命令，把他从对面山坡处拖出来。一声枪响，结束了这个集土匪、流氓、抢犯于一身的熊辉元的罪恶生命。

熊辉元在松滋县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人物。他身高一米七八，吊颈眉，铜铃眼，一副凶神恶煞的面孔，小孩们见到他都害怕。他出生在木天河熊家坊，清末民初，父母双亡，家道中落，他一人流落到老县城。每逢有人家婚丧嫁娶，他便去“撮忙”混饭吃。后来成为大地主刘福田的狗腿子。刘身后经常有哼哈二将跟随，另一个是徐老么。人们给熊辉元取名“三头人物”，即：赌博站横头(帮主人提钱包)，走路跟后头，吃饭啃骨头。日寇南犯前，他与土匪游击队赵部接上了头。赵益之部队是横行江(陵)、公(安)、松(滋)、枝(江)、宜(都)、澧(县)等数县的土匪部队，有数千人。他们时聚时散，飘忽不定，在湘鄂边丢字喊款、强抢恶要、绑架勒索、无恶不作。熊成了赵部在老城的线人，也叫坐地探子，同时也与王家大湖土匪头子外号叫凡婆婆的接上了头，与湖南的土匪也有联系。1945年光复以后，他不知从哪里弄来一个老婆。两人在北门外城河上用木料搭建了一个水阁凉亭，开茶馆。本地人不敢去那里喝茶，只有一些不三不四的外地人来他家。那时，我家住在北门外小洲子，去老城小学上学一定要经过那水阁凉亭的茶馆，看见那些人身穿一色的青布褂裤，头包青色头帕，腰系红绸搭袍子，插有盒子炮(手枪)，褂子胸前的纽扣有十多对。我们这些小孩们好奇地去看他们，他们一声吼叫“小狗儿的们滚开!”把我们吓得飞跑。老城的居民都知道他们是土匪，但乡公所也不敢惹他们。真打起来，那些乡丁们不一定是他们的对手。熊辉元后来发展到堵在大街上找他原来的主人刘福田要钱，刘不给，他就当众打刘的嘴巴!

1947年深秋，月黑风高，半夜时分，从城南门的缺口处进来了8个身着青衣，打着花脸的汉子。熊辉元带领他们穿过孤老院巷子，撬开了刘天佑疋头铺的大门，用枪指着守夜的学徒喝道：捆起来，用布堵嘴。然后把比较值钱的尼绒、绸缎、毕基尼、花洋布捆成小包，一人背一捆，半夜就赶到离老城50多里路的洋溪。第二天上船，中午就到宜昌出货了。这件案子解放前没有破获，直到1950年在枪毙他的布告中，人们才知道是他带领湖南的土匪干的。1949年9月份刚解放不久，他手头缺钱，就在街上找各商家硬要，别人不敢不给。家住西门外城墙旁的胡元柱开“胡兴发粮行”，他去要钱，胡没给，他就赖在胡家不走，说胡家的房子是他的。后来，请区长岳宁福来调解，请了几桌客他才罢休。1950年初熊被送到沙道观办土匪学习班，把他的事情查清后，他便成了老城枪毙的第一人。多行不义必自毙，最后绝对逃脱不了灭亡的可耻下场。

开明士绅吴卫卿

在老城提起吴卫卿，知道的人不多，说到吴四老爷，3岁大的小孩都知道：一个蓬头垢面邋遢的小老头，三须胡垂到胸前，长发披到肩上，皱纹坎在脸上，每年只洗一次澡，理一回发，那也是每年腊月二十四过小年时，在家人的催促下才洗的。夏天一套绸衣裤，冬天一件绸皮袄。鼻涕流到嘴角上用袖口一揩，胸前和袖口上糊得放光，像理发匠的挡刀片。他的形象就如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孔乙己，满身汗臭味，别人不敢拢他的身。老城的吴家是在清朝中期发迹的，到他这一代有四兄弟，他是老四，所以人称“吴四老爷”。他出生于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在新江口对河三合垸，有400多亩田收租。他有两个特别奇怪的爱好，第一是爱吃臭东西，大热天买回来的猪肉，他要佣人吊起来，臭得长蛆才吃。买回来的腌盐蛋，要佣人打损了用坛子装起来臭得赶人才吃。第二个爱好是占小便宜，他把收租的各种农作物卖了，到各个商家入股，收取红利，其中在他亲戚赵献卿开的大盛昌疋头铺投资最多，是大股东。他每天早饭后就出门，到各入股的商店去坐，别人一定要装好烟倒好茶，烟装一次是不行的，一定得几次，随后就把人家的好烟杆好茶杯火柴顺手牵羊都带走了。商家都知道他是一个爱占小便宜的老头，也就任他带走。回家时他衣服荷包内总是装满人家的好烟杆、茶杯。其实他家里好瓷器多得很，都是专门在景德镇烧制的，每件都有吴卫卿的名字。烟杆偷回去也从来不用，因为他自己的烟杆都是百节竹、紫铜精品。

他有三子一女，老大吴爵享未成人就死了，老二爵勋日寇南犯松滋沦陷时去世，只有老三爵兵活到解放后。吴爵兵是个败家子，游手好闲，爱唱汉戏，是一个名符其实的纨绔子弟。那时松滋县汉戏团专门请沙市汉戏团来老城唱戏，吃住大都在大地主刘福田和吴爵兵家。吴爵兵算得上松滋头号女星的粉丝，为了给名演员小金钟配戏，味都未闻到便给了她二十担皮花。当时一担皮花是150斤共3千斤，用现在的价格算，约4万元左右。他大肆挥霍，坐吃山空，到解放前夕400多亩地都卖光了，靠各商家的股分红利生活。不过因祸得福，否则，按土改时划成分，他们家是大地主，要枪毙他多次。可他1949年已成了破落地主，就逃脱了被杀的这一关。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国家号召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吴四老爷把家里的金银首饰、珠宝拿出来捐献了，受到了街政府的表扬。1951年，国家发行胜利公债。因为他努力捐献和积极购买公债，1951年民主改革时，他家没有划成地主成分，也没有划成资本家，划为开明士绅，赶到1959年年满80岁才去世。

取缔一贯害人道

一贯道是道教的一个分支机构，起源于明朝中期。抗日时期，一贯道的道首家住山东，名叫张光必。山东被日本占领后，他们为日伪服务，宣传中日亲善和不抵抗主义。日本投降后，他们为国民党效力，处处与共产党作对，造谣惑众、蛊惑人心。该教规定：凡女教徒入教，教父要与她“过气”，就是女教徒与男道首在一密室内脱光衣服，相互打盘脚对坐，一小时后“过气”成功。实质上这是道首强奸女教徒的一种卑鄙手段。

1947年山东解放前夕，他们两口子携带金银珠宝逃到重庆。1949年重庆解放，他俩回到山东继续作恶。1950年国民党败退台湾，留在大陆上的残兵败将、特务土匪、恶霸地主与反动会道门相互勾结，大肆造谣破坏，妄图颠覆新生的红色政权。当时，老城地区有人造谣说：某月某日的夜晚要“过阴兵”，各家各户，夜晚不能出门，而且门上要挂黄色的面条。用一张纸折叠几下，用剪刀一剪，剪下来的纸可以摆成“介石回北平，朱毛二病亡”的字来。那些逃亡的散兵游勇、军警特务，化装成僧侣，抬着菩萨，敲锣打鼓、穿街过巷，说是进山烧香的。他们造谣说;共产党的江山是坐不长的，国民党蒋介石还是要回来的等等。1951年初夏，相传北京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在前门的箭楼上，每到晚上有黑烟冒出。于是就有人造谣说：要变天了，这是神仙在警告人们放的烟雾。这件事传到公安部，当时公安部长罗瑞卿率领侦察员亲自侦察，发现是天安门周边的蚊虫集中在那里交配，蚊虫多了集中在一起飞来飞去，就像一团烟雾在飘动。罗部长当众揭穿了谣言，要大家再不要信谣传谣，同时派人追查谣言的来历。查的结果原来是一贯道在背后造谣惑众兴风作浪。罗部长向毛主席汇报后，毛主席就命令在全国范围内取缔一贯道，对一贯道的政策是12个字：“首恶必办，协从不问，立功受奖”。一夜之间，全国统一开始大搜捕，所有道首，全部落网，不到半个月全部处死。

松滋全县杀了多少我不知道，我知道老城附近杀了两个。一个是道首余新伯，他家住桃岭，在家设有道坛，广收门徒，强奸妇女，是个无恶不作的地主分子。另一个是陈佩之，家住老东街，人称陈大善人。按很多老百姓的观点，此人是不应该杀的，因为他做了不少好事。首先他是同善社的社首，同善社是一个象现在红十字会一样的民间组织，成员是各商家的老板和地方士绅，缴有社费，这些钱是用来救济穷人的。同善社社址在鼓楼旁的巷子内，里面存放了不少棺木，每遇街上有冻饿而死的叫花子，由同善社施予棺木安葬。日寇南犯时，陈佩之任维持会长。这个会长没干坏事，当日本鬼子进城时，他把妇女儿童，集中在圣庙内的大厅里，每天由他供两顿稀饭，使这些人未受到日本鬼子的侵扰。

老城有个姓周的，趁日本人进城之机，到各商家抢东西，被日本人抓住了，装在麻袋里要沉古井。陈通过会说日语的袁寿伯向日本鬼子说好话，才得以幸免。陈家有上百亩田，又开米铺，每遇年成不好歉收，他主动减免租稞。每逢过年，有很多揭不开锅的穷人，到他家去讨米，他给每人一斗米回家过年。土改时斗地主，没有一个佃户斗他，而且还联名具保，把他从牢里保出来。他逃脱了同善社、维持会和地主分子这三关，而一贯道这一关却逃不脱了。他被杀后，还有很多人留恋他。

淘尽黄沙始到金

革命的洪流滚滚向前，如大浪淘沙。在为建立新中国的奋斗中，牺牲了多少革命先烈，他们抛头颅洒热血，勇往直前，义无反顾，他们想的是为新中国奋斗终生，从没想到夺取政权以后去寻安乐享清福。

但是在革命的洪流中，有的勇往直前，有的落荒，有的颓唐，有的受到时代的淘汰。新中国成立后，有很多干部认为仗打完了，该歇一歇了，有的忙着找老婆，有的忙着换老婆。如已任大军区副司令员的王近山将军，为换老婆，被开除党籍、军职，下放到一个小农场当副场长。后来许世友向毛主席说情，王才恢复工作，任南京军区副参谋长。地方干部象这样的情况更多了。老城区原书记张XX是南下干部，来老城不到半年，就看中了我的同学卢XX。那时张已经年近30，而卢只有15岁，又是在校学生。卢出落得像一支花一样漂亮，但张要娶她是不敢推脱的。后张调团中央工作，又调任天津某局局长，这时卢已是年老色衰，张却又另寻新欢了。时任老城区武装部长的张XX是张体学的部下，随军南下后来老城任武装部长。他看中了会唱汉戏的刘XX。刘家境贫穷，与母亲开茶馆相依为命。因生得面容姣好，有小家碧玉之称，一出《拾玉镯》，使很多年轻人倾倒。后来张部长非同一般地倾倒了，竟然住进她家不走了。区委不同意这桩婚事，说在学生中替他另找一个，他说我只要刘XX!会未开完扬长而去。最后区委决定对其保留党籍，开除公职。真是不爱江山爱美人啊!区长岳宁福，原是党的地下工作者。解放前，经常挑糠鸡娃(雏鸡)来老城卖，落脚东门外开茶馆的张万宁家。当他任老城区长时，人们才知道那个常来老城卖鸡娃的岳宁福原来是个共产党员啊!他家有妻室，来老城一当官就犯了男女作风错误。被调往沙道观，又强奸女民工，被判刑3年。坐牢期间，又强奸女犯人，被加刑。后来，在牢里瞎了双眼释放回家后，老婆离了婚，最后学算命维持生活。一个曾经是地下工作者的共产党人，经历过多少考验和磨难，却根本经受不起腐败的诱惑，就这样堕落了。

也有不少正直无私一心为革命，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共产党人，他们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牢记党的宗旨，心系群众，正直为官，清清白白做人。老城先后的区、镇委书记彭夕春、胡海清、王烈雄、周传早等人给老百姓办了很多实事，在老百姓中留下了良好的口碑。他们调离老城数年乃至半个多世纪了，人们都还铭记着他们。

(原载2012年《洈水》并获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