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星市的三大家族

清朝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七月初一亥时，在外纳凉的人们，看到一道耀眼的闪光从天空中划过，明亮的光束在一所民宅旁消失。房子的主人周汉记感到整个房子在震动。一家大小惶恐不安地跑到房子的东南角查看，地上呈现出直径两公尺多的大窟窿，深不见底，洞中不时还有一缕缕白气向上升腾。这一家人看后个个瞠目结舌，不知所以，乡亲们也闻之赶来围观。众人都面露惊恐之色。在场的一位算命先生说：“诸位不必惊慌。此乃天上星宿下界。今逢乙丑，必为金牛下凡，以助农耕，来年定能五谷丰登。”此公所说，虽为诳语，但也起了安定民心的作用。这处民宅位于天星河下游的尹家洲子旁。还健在的已九十岁的邓华中老人儿时还时常与小伙伴们到洞口边玩耍，不过当时的洞口经过多年雨水的冲刷和泥沙填塞，已只有几尺深了。数年以后，人们就以“天星眼(ǎn)”为这个地方的地名。这个名字一直延续到民国中叶。后来，由于“天星眼”听起来太土气，又由于这个自然村落的商业活动逐渐发展，于是这个地名升格为“天星市”，有些老人时而还怀旧地叫“天星眼(ǎn)”。但在全国全省地图上也找不着这座“城市”的名字。

天星市位于松滋市老城镇的南端官道皇堤，是老县城老城通往县内各乡的必经之处，处于庙河水系天星市河的两岸。庙河是我市北边的一条小溪河，流经木马口以后急转南下，流经天星市，把天星市分成东西两半之后，从马家尖子注入西松滋河。天星市自清朝光绪初年，就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商业市场已成雏形。在这个自然村落中，老百姓聚族而居，繁衍子孙。他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过着平淡无奇的农耕生活。史姓、袁姓、王姓这三户人家经过多年的艰辛创业，从众多乡民中脱颖而出，逐渐成为松滋有名的富绅。他们农、商并举，勤奋创业，事业如日中天，产业不断扩大，天星市的农田和商业都为他们所垄断。早年因为当地没砖瓦窑场，因而所有的民居、商店都是茅草房。后来由于经济实力的增强，他们从湖南用三道桅杆的大木船运来青砖青瓦、石料、木材、石灰等建筑材料，经松滋河北上进入天星市河。大多数的大户人家都请能工巧匠修建起了漂亮的住宅和商店。于是天星市成了商贾云集、市场流通和民俗文化繁荣的场所。正当人们沉浸在这与世无争的平静生活时，乌云骤起，灾祸横生，东洋小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爆发，致使这座江南小村镇的老百姓蒙受了前所未有的大灾难。

1943年5月，伪陆军三万多人，其中有骑兵二千多人南犯松滋。其中日伪五百多人进犯天星市。他们到处横行、烧杀、劫掠、奸淫，无恶不作。民房被敌军占用，乡民们到处躲藏而背乡离井，逃难到他乡。王姓大户的掌门人王茂盛(又名王子淑)，家住天星市河西岸，临河建有四间大瓦房，坐西朝东，下一层有地脚楼子(地下室)。一天傍晚，两个日本鬼子游荡到河西，被躲在地下室的王茂盛从窗户缝中窥见。面对日寇的暴行，他怒从心头起、恨从胆边生。立即安排在场的四名长工，准备好斧头、挖锄，把地下室的一小门打开，叫长工孔庆坤到外面观风。两个鬼子看见孔庆坤，立即哇哇大叫，追赶而来，闯进地下室。因为天已黑定，鬼子摸不着头脑，王茂盛一声大喊，四个长工分别将两个小鬼子按倒在地，用斧头和挖锄结果了两个鬼子的性命!他们把鬼子的三八大盖扔进了一个堰塘里，把两个鬼子的尸体分别用绳索拴上石块沉入了堰塘。神不知，鬼不觉，一切都干得十分利索!

鬼子在第二天发觉少了两个同伙，立即派人寻觅。一具鬼子的尸体因石头未曾系牢而滑落，所以鬼子的尸体浮出水面而被鬼子发觉，鬼子立即将两具尸体打捞上岸。这一下可惹恼了这伙强盗。他们到处抓人，逼问实情，见有人不说话，当即就用刺刀刺死。日寇纵火烧毁了天星市河西茅草街二百余幢房屋，这条茅草街东起现在义兴村村部，西止夏家冲，绵延几里路。虽为茅草屋，但街道整齐，各类店铺齐全，百姓们都已逃散，无人救火，两天内都被烧为灰烬。日寇像被激怒的野兽，到处开枪杀人，在东街一天内就枪杀五人。1943年5月11日，日寇把搜捕到的十余无辜百姓围在河堤之上，拉出一人问他叫什么名字，那人说叫“王谋清”，翻译告诉鬼子，鬼子立即用刺刀刺进了王谋清的胸膛。鬼子已探听到是王茂盛所为，把王谋清误听为王茂盛了。在场的人个个都惶恐不安，生怕厄运降临到自己头上。鬼子最后拉出25岁的邓华中，他是当地一位正直无私的人。当日寇进犯天星市时要一人当“维持会长”，群众就选了他。敌人问他为什么不报告皇军，但他默然不语，敌人见此状，一刺刀捅进他的肩胛骨直达后背。他轰然倒地，双目紧闭，鲜血从身上汩汩流出来。敌人见其已“死”，这群兽类才扬长离去。人们把邓华中救起，才使它幸免于死。邓华中老人至今健在，已有90高龄。笔者探望这位老人时，他义愤填膺，讲述了日寇在天星市犯下的滔天罪行。他还解开上衣，露出了被刺伤留下的巨大伤疤。天星市这座普通的乡村，记录了日寇侵略中国的罪恶历史和百姓自发抗日的壮举。从这位老人身上我们看到了善良的中国人民反对战争、热爱和平的崇高愿望。我们的子孙后代更不能忘记这段屈辱的历史，要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

抗日战争胜利的喜讯传到天星市地区以后，老百姓聚集在天星河两岸的河堤上欢呼雀跃。敲锣打鼓，燃放鞭炮，一片欢腾。甚至有的人喜极而泣，有的青年把红绸围在腰间起舞，表达了胜利以后的喜悦之情。

以后天星市地区处于一个相对的平静时期。但是经过战争的摧残，这个地区满目疮痍。顽强的中国人的性格在这个地区的老百姓身上体现，他们自力更生，在废墟上重建家园。到民国末年又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每年的端午节，热闹非凡，由河东史府“永兴合”和河西袁府的“天兴合”分别组织自己的龙舟队，在天星市河中划船竞渡，两岸观众上千人为两只船呐喊助威。分为黄、红两只龙船，每只龙船船头立1人，在划船的时候，口中大喊“夺旗”，船中立一打鼓人，用鼓声协调划船的节奏，船尾有一舵手，负责调整龙船的方向。坐在船旁的船员奋力向前划去，夺得标旗者为胜。结束后，不管胜负，船员们都能吃上两个肉包子和一碗面条，然后大家都高高兴兴地离去。划龙船在清朝宣统年间就已盛行。在每年春节期间，河东的史姓大户就请舞狮班来演出。专请名冠松邑，居住在九根松(地名)的舞狮高手乔大祥、乔大桂在河滩边舞狮、踩高跷。狮子爬台是必演节目。用十几张方桌叠登起来，且没有任何保险设施。舞狮者两人，一人掌头，一人耍尾。爬上最高一层方桌后翻舞，十分惊险。踩高跷时，分角色表演文艺节目。如菜家(gǎ)姨妈、幺妹子，傻子(丑角)，表演的说唱令人捧腹大笑。在三月麦收前的农闲时，河西的袁姓王姓联合到江陵请来花鼓戏班，在河滩上搭起了高高的戏台，唱一些传统的戏剧节目。如《失空斩》、《九件嫁衣》、《玉堂春》，一唱就是十天半月。戏唱完以后，皮影戏上场，演的是《孙悟空大闹天宫》、《战马超》等。这些活动使乡民们自得其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乡村文化氛围，使乡民们在低劣的物质生活条件下得到了一种精神享受，对于人际交流和活跃市场也有一定的裨益。

史姓是天星市地区的最大家族。经济实力比较强大，占据了整个天星市东区。早年他们还是穷困潦倒，有的是打鱼的渔夫，有的是挑货郎担的货郎，有的是做小手艺的匠人。通过几十年的勤奋劳作，艰苦经营，聚沙成塔，而成为富甲一方的名门望族。“永兴合”是他们的总商号。还有“永康”、“永升”、“永茂”、“和丰”等分商号。他们广揽货源，东指荆沙，南通湖南，远达汉口。布匹多从荆沙购进，杂货来自湖南、四川。各地设有“办事处”，负责货物的采购及转运。抗战时期，日寇封锁了长江航道，他们就雇人用人力从茅坪、三斗坪运来食盐、毛烟、川糖等杂货。从乡下收购皮棉挑往外地，以货易货。他们公平交易，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商场上的成就归功于史府上的一些出类拔萃的人物。史纪钧，1931年毕业于湖北省商业高中(今湖北经济学院)，后回家经商，掌握各分号的经营，使得商业运作十分顺畅。史纪铭，1936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毕业后任武汉一中校长。几年后，回乡任松滋县参议长，并兼顾家中的农、商活动的安排谋划。史立军，在上海复旦大学读书时就参加了中共地下党，解放以后任武汉三十六中教导主任，离休后就去世了。史家还比较重视教育，在家乡办了名曰“京兆堂”的小学。史纪钧亲自担任校长。学生毕业以后大都能写会算，成为当地的“秀才”。县政府看史纪钧办学有方，还聘他为县教育科科长。上述人物和他们的族人成就了这个家族的发达兴旺，也为当地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天星市河西的袁和伯家族也大，家产也多。开的商号为“天兴合”，有几百亩土地，还占据有整个蠡田湖的湖产。这个湖泊在松滋是有名气的，位于朱家埠的西南面，盛产优质莲藕及鱼虾，水面近两平方公里。还占有从天星市南端到玄龙寺近两公里的堤防上的树林，就连在文昌宫村境内王家渡的摆渡权都为他所有。可算得上是当地的一个土豪。他的侄儿袁万成(字海澜)，自幼父母早亡，由叔父袁和伯抚养成人。他青年时赴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分配到刘、邓大军中任职，升至师长，曾率部打过很多漂亮仗，为建立新中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1949年的9月带领部队进四川时，路过家乡天星市，一个排的解放军战士都骑着高头大马，威风凛凛。曾目睹此情景的老人们，对当时解放军的军威还啧啧称赞。袁师长在临走时还约请了乡亲故友在一起谈论当时全国的大好形势，鼓励乡亲们要拥护中国共产党。袁师长在家乡过了一夜，就起程奔赴解放大西南的战场。解放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后勤部副部长。“文化大革命”中调任山东省青岛市市长。“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又回到海军任职。离休后居北京海军大院。前些年天星市有人上京城办事，顺路到他家做客，他总是热情接待，和家乡人畅叙乡情。还安排小车司机载着客人到京城游玩观光，一时传为美谈。

袁晋先，字泽生，与天星市袁姓是直系族亲。袁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在30年代初就担任松滋县保安大队副大队长，在县内曾多次杀害革命群众及无辜。曾经在天星市组织长工杀掉两个日本鬼子的王茂盛，因与袁姓为田产一事引起纠葛。袁泽生听说此事以后，立即赶到天星市将王茂盛抓获，逼王认错后，还逼王自己喝下两碗大粪，方才罢休。王茂盛是天星市地区的头面人物之一，怎能忍受如此奇耻大辱，几天都不能安眠。于是写信将此事告诉在汉口的侄儿王尚衡。他的侄儿知道此事以后，心中怒火冲天，立誓要为叔父报仇雪恨，迅即赶回天星市的家中。袁泽生得知王尚衡回家，连夜逃到重庆。蛮横成性的袁泽生深知王尚衡的厉害，王尚衡身任军统上校组长，驻武汉掌控一方的军统大权，深受军统头子戴笠的赏识。当时王尚衡，掌握了袁泽生曾放走共产党在松滋的要人潘哲夫的实情。当时潘哲夫以汉流组织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后被松滋县县长逮捕入狱，经湖北省保安处同意，决定将潘处死。袁泽生早年就认识潘哲夫，很器重潘的才华。袁泽生知道潘将处于极刑，于是指示旧部——监狱看守长将潘放出，而且是在行刑的前一夜。潘解放后任湖北省商业局副局长、中南人民监察委员会秘书处长等职。王尚衡到处寻找袁泽生，但未见踪影，只好悻悻离去。1949年下半年王尚衡回到已经解放的松滋天星市，被当地民兵抓获，被人民政府处于极刑。“文化大革命”中曾有专案人员到天星市寻找王尚衡，据专案人员讲这个人不该杀。一说王是共产党安插在军统的卧底;一说是王为共产党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究竟内情是怎样的，已无从考证，成为了一桩疑案。袁泽生在解放后，继续与人民为敌，准备暗杀农会干部，后被人民政府逮捕。1951年枪毙于赵家坡。

天星市河上有一座由钢筋、水泥建造的桥梁，全长125米，1991年国庆节建成投入使用。这座桥是永丰垸和义兴垸老百姓的咽喉要道。提起这座桥就必须提到陈氏两兄弟。这俩兄弟都还健在，兄陈宏钧今88岁，弟陈宏沛今84岁，这座便民桥是他俩贡献所建。陈宏钧在1940年参加国民党青年军，在一个装甲师驾驶坦克，曾入印、缅与日寇作战，直接受国民党将军孙立人指挥。有一次在印缅边境遭日寇伏击，陈宏钧开着坦克与弟兄们冲入敌阵之中，左冲右突，凭着坦克的优势，终于杀出一条血路，突围成功，还歼敌200多人。30多辆坦克只损失了七辆，因此受到了上司的嘉奖。据他讲述，战后还有2000多辆坦克滞留国外，这是一大憾事。陈退伍后，回到天星市用自己的一技之长为家乡服务。为表彰他抗日有功，国家每月还发给慰劳金。陈宏沛解放前夕到台湾曾任台北市警察局长，后到美国旧金山定居。1986年回到家乡天星市，看到天星市河在涨水时两岸百姓还要用小船摆渡过河，十分不方便，于是与兄商量修建一座桥梁。为建桥捐资2万美元(时值17.5万元人民币)，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桥梁完工后，取名“慈母桥”。桥名用青石镌刻在桥头，以表达感谢家乡父老慈母般的关怀之情。

1949年7月，松滋全境解放，天星市迎来了新的时期。土地改革时的三大家族的土地分给了贫苦农民。房产被充公，分别成了政府机关、学校、加工厂、供销合作社等公用房。当新的社会制度建立以后，一切旧的东西必被淘汰。三大家族的繁荣如过眼烟云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三大家族的后辈们早已融入了新的社会，在新中国的各条战线上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天星市又重新起步。西街已划归义兴村。1998年大洪水以后，政府投入巨资，资助村民们建起了整齐的楼房，这些楼房高低一致、式样一致，装潢一致。当你走进街道中，别有一番感慨。若原来居住在河西街的袁姓、王姓逝去老人的灵魂有知，必定会被当前的景象所震撼。东街已划归天星市村，国家也给该村投入1055万多元，以加快新农村的建设步伐。天星市河的两岸已成为当地的商业中心。有药铺、肉铺、理发店、瓦厂等，有的商店已具有相当的规模。张华商店是一家夫妻店，凭其诚信经营、平等和善待客，取得了良好的效益，在桥西建起了规模较大的超市，商品齐全，价格合适，天天都是顾客盈门。“喝早酒”是当地沿袭了近百年的习俗。当今也盛行如初。每天早晨，人们都来到“苏青小餐馆”里喝点早酒，吃碗肉丝面，大家都感到十分惬意。这个餐馆已有四十多年的历史，他们的食品味美可口，份足量够，深受食客们的欢迎。“杨记服装店”位于东街，店中的杨师傅手艺精湛，顾客的衣服都是细裁精缝，他做每件新衣时总是亲历亲为，毫不马虎，并且授徒众多，准备把他的手艺不断传下去。他们这些生意人秉承了天星市商业鼻祖的遗风，不断开拓创新，靠自己的能力和诚信挣钱。

天星市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镇，不断演绎着它自己的历史。天上落下的陨石已成为它的符号——天星眼。逝去的岁月已成为我们脑海中的记忆，抚今追昔，展望未来，深感我们的责任重大。天星市的人民，生长在这伟大的国度里，必定会续写新的历史篇章。

(原载2012年《洈水》并获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