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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松滋河,我们的母亲河

从长江分流的松滋河在大口折转南下,经胡家岗,过王家渡,达新江口,沿南流注入方圆八百里洞庭。清朝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永丰垸围堤成田。为了躲避水患,多数乡民把住房建在河堤之上。各式各样的房子在河堤上一字儿排开,鳞次栉比。都是坐西朝东,面向大河。每天早晨各户炊烟袅袅,鸡鸣狗吠,小孩子的喧闹声,不绝于耳,也真是热闹非凡。住房都是一些茅草屋,容易发生火灾。离我家南头不远的一户人家不慎失火,当天北风较大,因而殃及下风的十一户人家。使这些人家失去了遮风避雨的场所,有限的家产全都化为灰烬。因此只好携儿带女到外地讨米要饭。

我的家在王家渡靠北的松滋河西大堤之上。三间并不宽敞的茅草屋与大河为伴,我就生长在大河边,玩耍在大河边。我经常和小伙伴们在河中嬉戏玩水。从十二岁起我就会泅水、钓鱼,鱼捞摸虾。有时候趁河边船主不在的时候偷偷爬上小船,把船划到河对岸。去河中泅水时总是要背着大人。有时大人知道后,我总是要受到严厉的责罚,跪地、挨棍子都是我经历过的事儿。大人总是生怕我随着河水流去,成了淹死鬼。

在我小的时候,松滋河中的鱼虾非常多。只要你去捞鱼,总不会空手而归。用“碰钩子”钓鱼最为简便,不用人坐在河边等候。用两米来长的竹竿系上麻绳,拴上带有“倒挂须”的鱼钩。用芝麻叶上的大青虫或者蚯蚓做鱼饵,晚上插在河边。一人插上十多根钓鱼竿,次日凌晨收钩。一般都能收到一些黄鲴、江鲢、“肥坨子”、鳊鱼。一位孟老汉有一次就钓了一条五斤多重的大翘刁。钓的鱼自己吃,多的就送给别人,或者去卖,当时一斤鱼可卖一角钱。有时候用“虾搭子”(一种捕虾小网)在河边拖上十来米远,就能捞到白亮亮的大河虾和小米虾,螃蟹或发亮的小针鱼。多的时候一次可以捞上两大葫芦瓢。回家以后,用上花椒、红椒、小茴香等味料上火锅清炖,真是胜过山珍海味。洪水期间,沿岸各个矶头总是有人舀鱼。大多数的鱼是逆水向上游,舀子顺水而舀,刚好把鱼舀进网子中。舀鱼的人往往把舀子手把上系上根粗绳,然后把绳子拴在木桩或大石头上,防备舀上大鱼后,鱼把人拖入河中。要知道鱼在水中的力气很大,我看见一个人曾经舀到过20多斤重的胖头鱼。隆冬时节,水退滩现。十几条渔船在一起打围网。他们选用竹竿在船舷敲打,鱼儿受到惊吓,都逃到深水处。大家便一起撒网,捕到的都是较大的鱼,有青鱼、鲤鱼和鳊鱼。鳜鱼身上有锋利的刺,刺在水中振动,频率很高。你一不小心,就会被它蜇一下,把你的手划一大条口子,鲜血直流。你只好悻悻而归。有时候还能摸到一小盆螃蟹,回家后用油一炸,吃起来脆香可口。河水澄清以后,你会看见渔夫们用鸬鹚捕鱼。鸬鹚羽毛呈黑色,扁嘴,上嘴的尖端有钩。渔夫站在扁窄而长的小船(俗称“挑担划子”)上,用竹竿敲打船帮,驱赶鸬鹚下水,一会儿它就会从水中捕到一条鱼。渔夫把鱼从它嘴中挤出来。有时候,碰到很大的鱼,两条鸬鹚合作把鱼从水中抬出来。它们捉鱼很厉害,凡是它经过的水域,鱼儿们都不能逃出它的利嘴。松滋河的鱼,种类很多。这些鱼我也看见过。“娃娃鱼”,学名叫“大鲵”,它的叫声像小孩子的哭声一样,十分凄厉。常年可以看见“江猪子”逆水而游,它时而下沉,时而露出水面,背脊是黑色的。书上叫河豚。新江口地区的渔民曾经捕获过两条,每条有一百多斤,放在水池中展览过,不知是否能够食用。俞家渡的渔民还用滚钩捕到一条黄鱼,有四百多斤重,几条渔船才把它拖上岸。它的肉很像牛肉。据说现在黄鱼是国家级的保护鱼类,就是“中华鲟”。那时候是没有人监管这些事的。现在松滋河中有些鱼已经灭绝,与生态环境改变和人们的过度捕捞有关。有人用电网捕鱼,连鱼苗苗也难以幸免,渔政部门若不加大监管力度,我们就要愧对后代子孙了。

旧社会兵连祸结,百姓遭殃。国民党的部队时常在松滋境内扰民。1949年2月,国民党瞿伯阶部二千多人,沿松滋河南下进入松滋。有一连部驻扎在我家。我家当时喂了两只大狗,黄狗名叫“稀客”,黑狗名叫“请坐”。若有客人来到我家,两只狗就同时大叫不止,家人连声叫唤“稀客,请坐”,狗于是就摇摆着尾巴,安静退去。客人也就迎进了家门。此语迎客和安抚狗儿两意兼有,实为滑稽。有一天,国民党的连长来到我家,他满脸麻子,头戴军帽,脚着大马靴,腰挎“盒子炮”。两只狗见有生人来,连忙窜出,我爷爷连忙出门呼唤狗名。不知是何缘故,两只狗不听呼唤。还是呲牙咧嘴向着连长直扑过去。这两只狗不畏强势,但此公也不惧狗威。他连忙拔出枪“叭”的一声,“稀客”应声倒地,“请坐”惊恐地逃走。此时也不能依“打狗欺主”的道理,我爷爷无奈地把这位客人迎进家中。我奶奶喂养这两只狗十分周到,非常宠爱它们。至此,也只好含着泪水把“稀客”掩埋。以后“请座”不敢呆在家中,不知流落到何方去了。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连狗也在劫难逃。

桃花三月,松滋河水渐渐涨了起来,只有高一点的沙滩露出水面。有一只大鸟在沙滩边觅食,时而伸颈漫步。有一国民党士兵在堤上看见大鸟后,喜出望外。在离鸟四百米的地方端起步枪,扣动板机,一枪击中大鸟。它在沙滩边扑腾了几下,就再也没有动弹了。真是一个神枪手,把步枪当猎枪使用,恐怕只有国民党军中才有。士兵强令渔夫驾船拾来大鸟。据人讲这是一只大鹤,羽毛黑灰色,一只有十多斤重。这种鸟在我们这地方已经绝迹了。

到了农历六月,松滋河水已经涨得很大了。西瓜也已经成熟。从百里洲来的西瓜船一艘接着一艘,运到南方去卖。有一天,两只西瓜船经过王家渡,被在堤上溜达的国民党连长望见,马上吆喝船夫,令其靠岸。船老板见势不妙,马上奋力驾船,准备逃离。这时连长掏出“盒子炮”,“叭”的一枪,打中了放在船尾的一顶草帽。船老板大惊失色,只好乖乖地摇浆靠岸。靠岸后,两位船老板诚惶诚恐,连长喝斥了他们几句,然后令他的士兵们上船搬运西瓜。当时我还小,在河堤上玩耍,连长看见我说:“伢子,你也去抱西瓜”。于是我抱了一大个回家,到今天想起此事还汗颜。不止可怜那两个瓜农一年的辛苦付之东流。

7月中旬,中国人民解放军荆州军分区独立第五团从沙市渡江到达沙道观。盘踞在我地的国民党官兵犹如惊弓之鸟纷纷南撤,丢下了部分辎重,连手榴弹都像扔泥块一样扔进了松滋河。从此国民党部队就永远退出了我们家乡。解放以后,在修整河道时还从河边的泥沙中挖出过很多手榴弹。王家渡口的一家铁匠铺的师傅在河边捡了一个大铁坨坨,如获至宝。抱回来把它放在红炉中烧炼,可以打造几把锄头。恰巧这位师傅和徒弟被别人喊去抬一块大石头做台阶。这时,忽然听到屋内轰隆一声巨响,铁匠铺被炸塌了半边。这位孤陋寡闻的老师傅可能是一生中第一次遇到威力这么大的铁坨坨。据人推测,这是一枚平射炮的炮弹。庆幸的是两人提前五秒钟离开了这要人命的场所。

1948年秋,我进入私塾读书。学校设在松滋河堤上的一座公产房内。邓姓老先生教书认真且神态威严。教科书是《三字经》《百家姓》《增广贤文》。在私塾读了几年的同学就读《学而》《述而》《孟子》。先生成天坐在大方桌旁,桌上放有一大方石砚,砚中有用氧化铁石头研磨的红墨,是给学生打“引本”用的。先生教的书文因人而异,内容各有不同。教的内容学生必须熟背,学生能背也是一知半解,不知所以然。因为先生给学生只读一遍课文,不解释课文意思。启蒙时的学生先得描红,按照先生打的“引本”写。写的内容能琅琅上口。“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楼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或是“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郎官吹笛子,小姐打花鼓”。这些内容有一种诗情画意和意境。当时我还小,记不住内容,也不理解意思,写得歪歪扭扭。因此还挨了先生的板子。学生挨板子是很平常的事情,特别是楠竹片子,打在手上和屁股上特别疼。

有一次,一个同学四句《三字经》读了一天不能背,被先生打了屁股。男学生打屁股时要向别的同学借板凳,搬到先生面前,露出屁股,被先生打得“哇哇”大哭。同学们都怕挨打。背地里时常编些顺口溜,发泄心中的愤懑之情。“人之初,搓果果,送给先生吃了不打我”。“人之初,性本善,我给先生送鸡蛋。”“赵钱孙李,灶后生我,周吴郑王,先生是阎王。”这些贬损先生的语言,学生只能偷偷念念而已。上厕所时,必须把尿签放在自己的坐位上。只有趁此机会,溜出去看松滋河上的行船,或是在大堤上打个翻叉,解一解闷儿。那时私塾教育的教学方法如此落后,然而延续的时间又这么长远,真使我纳闷。

到了1951年,县上派了杨如云老师到我地办学,开设了语文、算术、美术、音乐四门课程。教室设在文昌宫庙中。解放后,庙中的香火断了,空空的大佛殿好做教室用。一、二年级和三、四年级两级复式班各一个,杨老师是校长兼教师,满堂滚。有学生六十多人,有的学生已有十四、五岁了。大多数学生,学习都很认真,学习兴趣很浓厚。学生都是用毛笔写作业。学生用的书包大多是家中的梳妆木盒,里面装着两本书和“文房四宝”。杨老师是我县太平桥人,他十分敬业,有时候累得精疲力竭,连害病时都坚持上课。白天连轴转,夜晚还要批改学生作业。他的学识很全面,四门课程都教得十分认真。四个年级的学生,文化程度各异,但他能因人施教,特别注重个别辅导。学生向他请教不懂的问题,他也不厌其烦地耐心讲解。他在庙中吃住,犹如和尚修行一般,十分清苦。土改运动时,农会领导人会通知杨老师带领学生参加斗争大会。开会的时候,我们手拿用红、绿纸做的三角旗跟着大人呼喊口号。杨老师不让我们去看枪毙人犯,我们也很听话,席地而坐,等待散会。杨老师热爱他的事业,热爱他的学生,一直在文昌宫小学工作到退休。凡师从于他的人到现在都念念不忘这位恩师。1953年学校学生人数增多了,县里又派了三位公办教师,但还是没有高小班。学生们读完初小,就转到其他学校读书去了。随着形势的发展,我家乡不但办起了完全小学,还附设了初中班,后来由于学生数骤减,家乡的学校教育已失去了往日的辉煌。

我们小时候,称在松滋河行驶的机动船为“洋船”。河中机器一响就跑出去看。有货船,有客船,货船比客船大一些,往往装一些煤或铁桶之类的东西,客船小而漂亮,船身漆着红、绿漆。船的中部上方写有船名,如“保康”、“利川”等。但是,最多的还是木帆船。洪水期间由洞庭湖北上入长江的船只,全都是靠纤夫拉纤行船。三道桅杆的大木船,往往就要十多个纤夫。他们喊着号子,躬着身子,手握着粗粗的纤缆,艰难地前行。他们都只穿着短裤,肩上搭着揩汗的布头,身上晒得黑黝黝的,长长的头发和胡须,他们为了生计而拼命前行,真是十分可怜,远远没有像歌曲《纤夫的爱》中所唱的纤夫那样抒情和潇洒。他们只有劳累和苦难。他们最怕船过大矶头,此处的水流冲击力极大。舵手稍有失误或者碰到大洪峰,船就会失去控制。船一横摆,力量特别大,纤夫会重重地摔倒而受伤。船轻则会向下游漂去,重则会倾覆在河中。我曾看见一艘帆船在过矶头时,被强劲的洪水冲翻,船上物件漂流在河中,好不凄惨。偶尔河中还有驾排的人,他们把大树夹成一个排,后伸一根大树为舵,在河中心行驶,排上铺着木板,上面搭上一个小棚子,他们把树运到南方去卖。

流经我家乡的这条松滋河渡口较多,不到十来里就有四道渡口,摆渡的人,驾船技术都很高超,驾着渡船在大风大浪中穿行,使船和行人到达彼岸。在很早的时候,方家渡和王家渡摆渡的人是不收船钱的,名曰“义渡”。在两岸渡口还各摆着一大壶用粗茶叶泡的凉茶,供过客们饮用。这是前人的一种善德义举,从而折射出中华民族善良、淳朴、善良的民风。在物欲横流、慈善之心有所缺失的今天,真是值得人们去认真反思。我们应该继承先辈们的品德。

1945年夏天,庙河水系的山洪流经横堤河,进入松滋河。因水量大,冲决了永丰垸的民堤,豁口达三十多米。破口处的海拔高程比马家尖子高两米多。当时如提壶灌水一般,洪水居高而泻。永丰垸的老百姓可遭了大难。破口处茅屋无一幸免,全被冲走。会水的人爬上大树,这次溃口淹死了十多人。饲养的各种牲畜被席卷而光。当时日寇正投降,蒋介石准备摘桃子、打内战,哪里管得上老百姓的死活。受灾群众颠沛流离,纷纷离开家乡,逃荒要饭去了。

1954年一至八月很少有晴天,时常阴霾密布,很难见到太阳。有时候大雨滂沱,少有间歇。八个月平地起水六尺多。松滋河的三月桃花水都能超过警戒水位,从7月份起,就有7次大洪峰闯过王家渡。最高水位达到45.76米。你若在河堤上,伸腿可以洗脚。人们在堤上筑一条土埂挡水。眼望河中可真是“浊浪排空”,河水如涌,大漩涡一个接着一个,发出“哗哗”的响声。洪水真是不可一世,随时想要吞噬人类的一切。洪水的雄浑之势不是使人感觉到壮观,反而使人心惊肉跳。在河中,人们可以看见很粗的树木、动物尸体被洪水裹挟着向下游流去。河中很少见到船只,可能它们已不能与这惊涛骇浪抗衡。当时由于淫雨不断,内渍现象已经相当严重。特别是天星市附近的“雷响白”(地名)一带已积水一米多深,内涝外洪,形势险恶。从横堤到马家尖子的河堤是险象环生。在早年筑堤之时,是用沙筑成,然后用土覆盖。抵御这空前的大洪水,几乎是不可能的。大堤到处有散浸、管涌和翻沙,真是危如累卵。当时,除了老弱病残者以外,其余的人已全部上堤,竭尽全力抗洪,但是“天命”难违,在内渍外洪的夹击下,这一年的农历七月初九日,傍晚六时许,永丰垸(现福利院东边)大堤处决口。守堤的民工,一边打锣,一边大喊:“破堤了,大家快上堤哇!”一个多小时后,永丰垸就成了一片汪洋。我和大人们趁水没到之时,就把床铺用品,吃喝用具及粮食抢上了大堤。堤上到处是惊恐的人们。到了夜晚,人们在地上铺上被子,和衣而眠。次日早晨,我站在堤上往垸中一望,只见白茫茫一片。鸡、狗站在屋脊上望着大堤,好像是要人们去救援。猪淹死在水中。茅屋在水上慢慢漂动。此时垸内的积水已达到五米多深。永丰垸已经成了水乡泽国。在堤上,老人们叹息着,小孩子们哭闹着,景象十分悲凉。人们在堤上挖个小灶,用抢上堤的麦来煮上稀饭充饥。堤上到处是小昆虫,蛇也爬上了堤,让人心生恐怖。堤上的人们好像在孤岛上一样,艰难地挨着日子。由于人们早已做好溃口逃生的准备,离大堤较远的人家,早已扎好了竹排或木排,然后用绳子拴在大树上备用。大部分小孩子早已送往住在山区的亲戚家中躲难。溃口以后,无力堵住决口。这年秋天,随着洪水退去,垸中的积水才慢慢自然退去。退水以后,就是鱼虾多。沟渠、堰塘或凡有积水的地方唾手可得很多鱼虾。我曾从一积有浅水的坑内摸了两大盆黑鱼。用推网子,推一下就可捞四、五斤鱼。那年冬天特别寒冷,白雪皑皑,在雪地上赶野鸡或兔子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它们在雪地上跑不动,陷在雪中,很容易被人们捉住。松滋河上已经结冰,人们在冰面上行走自如。连推着独轮车、载着重物在河上推行也是很安全的。渡船已停止摆渡。人们过河,也省去了船钱。那年冬天,政府发出了二斤荞麦作为越冬的口粮。一斤荞麦面里和两三斤剁碎的萝卜菜做成粑粑也还能够过些时日。在烤火的时候把晒干的鱼放在火上一烤,烤得两面焦黄,嚼着火烧鲫鱼,一种苦中之乐油然而生。

建国伊始,人民政府就着手修治河堤。首先是迁移建在河堤上的民居,把各家住房搬迁到离堤身至少三百米的地方。当时房子大多是茅草屋顶,树木为柱为檩,芦杆为壁。只要在房子的柱脚上绑上龙骨,几十上百人把屋一抬就走。移动到位后,就落下来。这样一户就搬迁完毕了。不到一个月,堤上所有老百姓的房屋一搬而光。在堤上的只有两座房子未搬,一处是文昌宫庙,一处是土局。土局是旧时管理水利和堤防的基层单位。这两处建筑一是公产,二是在建时都依堤填有宽大的土台基,与堤身无碍。然后挖掉了堤上所有的树木,砍伐了大片的竹林。扫清了堤身的障碍,便于汛期时守堤查险。清除堤边矶头是一个较大的工程。从胡家岗到王家渡有矶头十三处。这些矶头从围堤初期就逐步建成。是当时为了一方私利,各自为政的产物。它是从河岸伸向河床几十米远的土坝。在土坝的终端打上上百根四米多长的杉木桩,然后在木桩上填土堆石,很是坚固。这样在行洪时,可以把洪水逼向对岸,于是保护了堤身。但伤害了对岸三合垸的利益,他们也同样筑起矶头把洪水反射过来。清朝及民国时期的政府认为这是一种自然的水利工程。殊不知这正是一种饮鸩止渴的行为。当时政府调集了上千民工平毁这些矶头,挖掉的土石用来加固了堤身。如今水退以后,还可以看见矶头木桩的遗迹。除此之处对部分弯曲的河堤进行了裁弯取直。

1954年永丰垸溃口以后,人们认为马家尖子堤防防洪能力低下,于是兴修了从松滋自来水厂提水站到丰坪桥的一段大堤,把几公里的危堤隔离在垸外。同时也加高培厚了临松滋河的大堤。70年代用机械在堤身上打洞灌浆,使其结实紧密。近年又把从方家渡到俞家渡的堤脚加高了近三米,加宽了近六米,彻底遏制了管涌、散浸、翻沙等堤防灾害的发生,加上三峡大坝对洪峰的调控,除非有滔天而来的洪水,永丰垸的堤防再也不会惧怕洪水的肆虐,堤防固若金汤,人民安居乐业,历史的悲剧再也不会重演了。

今日的松滋河两岸真是“天开新日月,人改旧乾坤”。昔日是老百姓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住房不挡寒暑。今日是衣食无忧,住在楼房享清宁。如今这条松滋河为我们造福,灌溉家乡土地,威力巨大的横堤泵站能把垸内的渍水全部排出去。

60年代末,我地有一人买了一辆自行车,舍不得骑,爱护有加,用绳子把车子吊在屋内,唯恐它受潮生锈;夜晚把车胎中的气放掉,唯恐车胎胀裂。如今,一家人有几辆摩托车,连小轿车也进入了农村百姓家。“天天鸡肉鱼,日日像过年”、“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在松滋河边,再也不是神话了。

我站在家乡这条河的大堤上眺望,情思无限,我深感历史的厚重,已逝去的一幕幕情景不时在我脑海中萦绕。松滋河水静静地向远方流去,好像要向人们诉说一些故事。因为它见证了我家乡的沧桑巨变。它现在看见的不再是疮痍满目的景象,而是一幅幅充满活力欣欣向荣的画图。奔流吧,松滋河,我们的母亲河!

(原载《洈水》文学双月刊)

袁世林袁世林

袁世林,男,1943年9月出生于松滋老城文昌宫村,长期从事语文教学,酷爱写作,先后在《洈水》杂志发表《忆孔凡质先生》《松滋河我们的母亲河》《永丰垸的变迁》《天星市的三大家族》等文章。老城镇退休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