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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中国梦,在凤凰岗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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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岗村是松滋市北部的一处民垸村庄。东滨松滋河,西傍朱家埠村,北靠金闸村,南抵一柱观村。是由原凤凰岗村与大口村合二为一而成。全村面积10.88平方公里,和我国最年轻的三沙市的陆地总面积差不了多少。

凤凰岗,主产棉花、水稻。没听说产凤凰。至于为什么叫凤凰岗,不知何年何月这里飞出过凤凰,也没准以后哪天又有凤凰飞出来,总之,凤凰岗的人,都有一种放飞凤凰的梦想。

凤凰岗流传有一句民谣:“大口河水向西流”。苏东坡有词:“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也不知苏老夫子当年被贬任黄州团练副使,是不是到凤凰岗看到“大口河水向西流”后才引发的灵感。如今,家乡养育了我47年,面对“大口河水向西流”的景象,不由使我也萌发了与苏老夫子类似的感叹。

阳春三月,草长莺飞,万物复苏。前不久,杂志社约稿,要我写写当时乙亥年(1935年)大口河大堤破口的情况。

受一种责任感的驱使,我来到凤凰岗村一组,真是天助我也。正好碰见了现年83岁的高永振老人去河边放牛。他边走边向我讲当时大堤破口的情况,还引我去看当时洪水冲过后至今还留下的痕迹。

高大爷告诉我说,“1935年(乙亥)6月,这个月基本没见到‘天’和‘太阳’——阴霾密布,大雨滂沱,那天空就像穿了个窟窿,瓢泼大雨,劈头盖脸就像往下倒一样。那不叫下雨,叫‘倒水’。当时田间的内积水都饱和了,到地上走就到处是脚印。再说堤外,大河里的水向下不断在湍急,不时还看见裹着人及牲蓄的尸体,漩涡一个接一个。因早年筑堤之时,是用沙土掺和着的,再用土覆盖的。人站在堤上就可以洗脚,大堤到处都有散浸、管涌和翻沙。真是垮不胜垮,防不胜防。6月底,现凤凰岗一组中段至金闸湾开始就有三间屋长约15米的缺口,之后越流越大,几乎没有东西能挡住。湖中大人们见大堤破了,去水了,年壮的小伙子背老奶奶,老爷爷牵孙子,带点家里的干粮、锅、碗、还有几件破旧的衣服,纷纷往大堤上跑。可是,有几户人家无经验,刚把东西运到离冲口约半里路的地方,洪水这次从离冲口约半里路的地方把大堤一起端掉,这几户人家连大堤一起冲走了。人们在堤上挖个小灶,用抢上堤的干粮煮好了来充饥。堤上到处是不知名的蛇和虫子,看见了真叫人害怕。堤上的人们个个像难民,艰难地度着日子。

“那些天,站在大堤上向西望去,除能看见关帝庙这段皇堤是黑压压的一片和堤前、堤后隐约有一些小不点的房屋外,上起老城北门老,下起马尖子,全是白茫茫的一片,望不到边啊!之后,山里有亲戚的接去了一部分人,其余的到处讨米要饭去了。由于这大堤溃口太大,无力堵住。是年秋天,随着洪水退去,垸中的积水才自然退去。冬天,人们才经地方组织,哪怕下雪,大人们也不停工,一冬一春终于做起了大堤。36年冬天,在陈沛达老人原居住的地方做了老闸口,在陈光勤老人原居住的地方做了二闸口。当时大堤破口,金闸湾陈必楷、陈大庭家当时遭了大难,随洪水冲走。哪怕几十年牛耕机推,至现在还能看见最深的地方高达几米的圆坑。在向西不到500米的地方,是现金闸5组农民陈沛桃与冯开红两家之间有十几亩的堰潭,据高老汉讲:从他记事起,这潭就未干过,每年清明过后,几场大雨下过,周边所来蓄水,能灌溉附近300亩良田。从乙亥年破堤后,二闸口至凤凰岗村——朱家埠村--木马口村中间有一段有约40多米的低洼地,这里的老百姓经过数年的人挖肩挑,终于形成了一条西流之河。从1935年以后距开挖中心渠前这历经39年的时间里,解放前用木车,解放后用抽水机在上闸(木马口)将这内积水排到庙河,再流到松滋河。这就是大堤在乙亥年破堤后,凤凰岗村沿堤取名为‘大口’的由来及‘大口河水向西流’的传说。经多年的洪水泛滥,冲刷的泥沙逐渐积成沙洲,于是有人在这里耕作,一年种一季早春作物,广种薄收,以作充饥之用。我常听爷爷在世时讲他在解放前生活的情景:那时,我太公生了我爷爷他们五兄妹,他们长大后,种地30亩,可一年上头辛辛苦苦,给庄主完粮后,就没啥积蓄了。种啥,接着就吃啥(意思是:收大麦吃大麦,收小麦吃小麦)。冬播后,把自产的皮棉挑到百里外的秭归去(旧时称赶茅坪),换点茶叶、盐等简易的日用品,穿的是我‘三寸金莲’的奶奶和四个姑奶奶晚上在油灯下纺的棉线,再织成的家机布。由于物质贫乏,导致偷鸡摸狗的相当多,为防强盗,几乎没有人睡过安稳觉。”

暮色苍茫,离别高大爷,乙亥年水患的情景,久久在我的心头回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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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帝庙,位于现中心沟的最北端,西邻朱家埠。一条十三号沟把它隔绝在沟的北面。据说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七位仙女联袂出游,来到朱家埠以东,看到这里洪水泛滥,民不聊生,饿殍载道,疮痍满目,她们心生恻隐,按下云头,下凡人间,分别在这里零零散散地挖了七口大堰,将这里洪水储蓄,再将余土用仙裙载到皇堤之上,建于庙宇,又在庙宇内迎来了菩萨、供桌、香禅等。自此,这里水患渐弭,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歌舞升平。老百姓感恩戴德,每逢初一十五,带上香纸烛蜡,扶老携儿,来庙里虔诚相拜。据说“关夫子”是 这庙宇的主持菩萨,所以这庙宇就叫“关帝庙”了。这庙宇 和七口大堰的组成,远看就像一只翱翔的凤凰向北飞去,从此以后,老百姓就取这里名为“凤凰岗”了。每年在农闲时节,这里的能工巧匠便出谋划策,尽义务来庙里进行维修。庙前一对大石头狮子,据说是清代嘉庆名将、四川广西提督、紫光阁功臣、建威将军、太子少保彭振尧当年用旱烟杆挑来的。踏进庙门,抬头就可看见一对手持钢刀的主持菩萨各站一边,威风凛凛,两眼凶神恶煞,令人不寒而栗。它最能检验人是否诚心!进得庙去,中间是近两亩地的空地,最北面是庙正房,庙四周四根杉树,人伸开双臂合围。观音菩萨坐莲台,首当其中,右边绕木栏杆拾级而上,是八八六十四平方米的亭子,人站在上面能观彭永院之全貌。清风徐来,飞檐四周翘角上的风铃叮当作响,该是多么美妙的天籁之音啊!这近两亩的空地上,每年正月是这里最热闹的时候。从正月初一开始,这里的地方圣神就组织戏班子来唱戏,许是菩萨显灵,每当戏子在唱“关公挑袍”,天上晴空万里;戏子在唱“杀子暴”,天上顿时雷电闪闪、乌云滚滚……从正月15开始,就玩龙灯,踹莲船……

这里土地肥沃,气候湿润。人们淳朴而勤劳。而在解放前的1943年11月,日寇第34师团南犯,在松滋河东南方向——王家渡一带从气艇上岸,入侵永丰垸并以北朝朱家埠方向直奔而来。他们沿途烧杀奸掳,无恶不作。小我父亲四岁的张爹悲愤的回忆道:那时,他看见老东(日寇)进村扫荡后,家乡就没过安生日子。他们见鸡抓鸡,见蛋拿蛋。乡户人家几乎都有竹园。那时,物质很贫乏,连捣猪圈的水泥都没有,是用火粪土给猪垫的。把棉布拧成绳后,再裹点香油,给猪穿上。再把另一根绳子寄在屋梁上,然后再把两根布绳分别寄在从铁匠那打来的铁圈里,以免两根绳子打结。老东看见猪后,立马把刺刀“嗖”地从腰间拔出,从屋梁上 砍掉绳子,连拉带拽地把猪拖到屋外空地上,一个鬼子把它按倒在地,另一个鬼子便把事先准备好的两根尖竹分别从猪的前夹内腋拼命插进后大腿内侧。两个鬼子便上前,两手分别紧握竹竿像抬滑竿似的,这样无论猪在竹竿上怎样乱喊乱动,就再也跑不掉了。邻居老奶奶忙跪下给鬼子求情:“你们行行好啊!我儿子病了,要补身子。我明把它宰了,再给你们送一点过去啊”。 说罢抱住鬼子的大腿不放,可遭到的是鬼子的枪托…..

鬼子在村庄里找大一点的房子安营扎寨,吃完当天抢来的食物后,便四处抱村民的被子,好一点的鬼子睡,差一点的马子睡,还四处强拉女人当慰安妇……其罪真是罄竹难书。前些日子,我在网上竟搜索凤凰卫视杨娟报道:日本的自卫队进行了一年一度的调查,这个调查皆在调查这些自卫队队员的配偶情况到底怎么样?结果发现,二十二万五千人自卫队的队员当中,其中娶外国女子的有八百人,而这八百人中,竟六百人是中国女子。好的是中国迄目前为止:嫁给日本的中国女子还不到一千人,如真超过了,那才是民族的悲哀!民族的劫难,我们世代应永铭记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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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10月,凤凰岗开始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并成立了保和乡和大口乡,两个高级农村合作社——从解放前的个体到解放后的互助组合作化,当然是进步!虽当地领导人想法是好,但事与愿违,不但没有提高生产力,反而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浮夸风,干部的官僚作风,人浮于事的问题日显突出,粮食、棉花主导农作物的产量上不去,而群众的生活水平每况愈下。那些年每逢过年时,家庭主妇便用自家积攒的丁点儿粮食做点米酒。因为过年时,姑舅姨三门亲还是要相互走动一下的。客人来了,只好在下锅的米酒汤里再加点水,正是“一迷宫扎到碗底,不见碗里有颗米”。我常听家父讲:那时农家粮食全归队所有,生产队铃声响过,大人便牵、拉着孩子向食堂走去。现年58岁的熊大哥,那时才三岁,右手拿着筷子,总是挑着碗里的连菜带饭,不断向姜阿姨哭鼻子,我饿啊,我饿啊,我要吃三南(两)啊,我不吃二南(两)啊,啊..啊...啊......在三年困难时期, 这里的老百姓正遭受着生死考验。因为当时是国家和集体既没有充足的粮食储备,也没有科学技术,一般都是望天收。下雨一片白,天晴病虫害。人饿急了,先吃菱角,菱角吃完了就吃藕渣,水花生梗子,最难咽的是荷叶、藻草,这样导致得浮肿病、血吸虫病已致饿死的无计其数。

1964年6月, 连续一个多月的阴雨,使彭永院内旱地棉花、芝麻,水田稻谷全部淹了。这时令农民伯伯最头痛的是:水不能及时排出去。再过几天水排不出去,黄金金的稻谷在水里就泡臭了。他们只好在自家抬出木制的水车,【这水车我简明扼要地介绍一下:车梁4米,车梁两头是两根各高3米的 栽架子(也叫座板),在车梁上两边各撤穿有四根厅子,厅子上安有拐子 。车梁中间两米处装有长4米,高60公分的车桶子;桶子里装有叶子44个,它们高20公分,宽15公分,这44个叶子被9米的木制传送带连接。在3米的栽架子上装上趟杠,四个人扑在趟杠上 分别踹脚下四个拐子,水就从车桶子里出来了。】不分昼夜,每部车上12个人三班倒,夜晚有蚊虫叮咬,他们只好点上火把(用装两斤煤油的铝瓶子,再插上火纸),放远一点的地方,只要能看见就行了。就这样,排了一个多星期,终于看见稻谷滩倒在秧田里了。管它三七二十一,男女老少 于是带上摸鱼盆,女人在前面打赤脚,哪怕是趟穿裤裆的水,也必须用镰刀割谷子,放在摸鱼盆里,男人就在后面用要子打捆,挑到打谷场上去......只要看见粮食了,想到以后不会饿肚皮了,现在吃多大的 苦都愿意!

1966年 7月,“文化大革命”在全国拉开了序幕。关帝庙——昔日曾经红火的关帝庙,这次也惨遭厄运。首先是庙内菩萨被毁;再就是一群神经质的人把第二层亭子及杉木栏杆用大锤打断后,放火焚烧了;飞檐四周翘角上的四个风铃给毁了,各路菩萨和四个风铃全用拖拉机运到碑亭河里甩了。中国的历史啊!为何要发生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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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以此文,这里笔者要特别提到的是:1973年春,王烈雄同志时任松滋县老城区委书记,杨泽柱、曾庆银、杨中柱此三人任老城区委副书记。在横堤村三组居住现已故的杨德榜老人当时任老城区水利主任。“行船要靠长舵的,家庭要靠当家的”。他们看到以往“雷响一片白”的彭永院(现老城境内13号沟以南至马尖子以内),便召开紧急会议:要在彭永院内开挖横直十几条沟渠。开挖沟渠的目的是:灭螺,消灭血吸虫病;变低田为高田,变低水田为良田;变无收为有收。东干渠、中心渠为南北主渠道,每间隔1公里开挖1条东西井字沟。遇民房拆民房,农民筹集原材料,集体出劳力帮忙做。

“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给中国带来不可低估的经济损失,常言道:“小媳妇也只能做有米的炊”。胡子奇同志任荆州地区水利局局长后,现已调往天津市时任天津市轻工局局长。众所周知,1976年7月28日,唐山丰南县及天津宁河县地震。在一无钢筋、二无水泥的情况下,杨德榜同志于是带上五斤香油,代表老城全体人民的心愿亲自去看望胡局长,并讲了此行的目的。胡子奇同志当场表态:1吨铁丝、20箱钉子支援家乡水利建设。并由沙市公安局局长陈沛松同志(原凤凰岗一组人),亲自押送回家乡。

75年冬,少时的我在凤凰岗小学读二年级。开挖中心渠轰轰烈烈的开始了,无论我是上学还是放学,总是背着书包在挑着大担大担土的人群中穿梭来往。我记得“碑亭连部”就设在我家(现中心渠与十二号沟交界处),三间茅屋,屋后有许多大柳树和八根大棯树,喇叭筒挂在最高的大棯树上。我初中的数学教师——张庭超同志当时任“碑亭连部”的话务员。每天早上和晚上放学后,总看见清瘦的他坐在我写字桌前,在广播上念着各组的出工人员及土方进展情况。少不更事的我还调皮地笑——张老师,你怎么变成小人去钻电线了?

从小队、大队乃至公社,各级领导总是和社员们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季节是农业生产的号令,不能违背它的客观规律。从74年冬至80年春,共开挖中心渠、东干渠、1至8号沟共大小10条沟渠,修建24座桥,每年完成两百零五万土方,9至13号沟于81年至84年相继完工。据资料统计:新挖这大小15条沟渠,共占耕地面积4000多亩,填沙潮,堰塘共增加面积18000多亩,新增面积实为14000多亩。策划,开挖沟渠的众多领导人,现在都已耋年之至,贻弄子孙,享受天伦之乐。唯有杨德榜老人已驾鹤西去,但他的英容笑貌永远活在老城人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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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冬,全国人民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终于结束了持续十年的“文革”。但在这期间至农民未承包责任田前,农民纯收入仍廖廖无几。“上工去种地,混到日头西,田盖子上睡大觉,只等会计来记名”。这几句话是那时农民在生产队做事的最好写照。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有一天下午我提篮子去庄稼地里寻猪草,路过豌豆地里时,只见几个大嫂在豌豆地里吃豌豆。原来,她们中午回家吃午饭后,带钢筋锅、还有三架子、几个棉柴把子到地里来了,这时离收工时间还短,不能就在地里坐啊,于是就想了这么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保了肚子尝了鲜,又休息得了工分。哈哈,真是屙尿洗烧箕——一就两得啊。就这样,在生产队搞了一年事,年终结账时,有的队9分钱一个工,有的队1角2分钱一个工,还有的……就这样在生产队搞了一年事,绝大部分家庭一算账,一年到头还超支几百元啊。

那年月,国家还未严格实行计划生育。作为长哥长姐,他们有一些是为了让弟妹在学校读书,而自己想帮父母多挣点工分、养家糊口而没读书或无钱读书的;还有的是为了让双亲多挣点工分而自己在家照顾弟妹的。所以,笔者认为:出生在50——60年代末的人,他们出生时家庭环境受到影响,被迫没有在校接受高等教育,而平生只能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过着自食其力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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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一系列适应中国国情的方针政策相继出台。在现在的朱家埠老街振兴路上,就住有许多凤凰岗村的居民,这些是在30年前退还给他们的房屋。并摘掉了“地富反坏右”分子的帽子,让他们正正规规做社员了。1981年,凤凰岗村民承包了责任田后,当时村里除了有个油厂和棉花加工厂这点固定资产外,村民700多户人家就像三弟四兄分家一样,家底一点也没有。上春卖肥料的钱,卖农药的钱,还有抽水费钱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摆在了组干部,村干部面前。现市人大政协委员,十佳党支部书记臧安华同志当时担任皆村支部书记,他根据当时棉花价格并不景气的实际情况,左思右想,于是召开村组干部会。他在会上强调:这几年棉花价格不好,我们村有那么多棉花干嘛去呢?我们要推广多种经营模式,多种点蔬菜,如辣椒、白瓜、大蒜等,运到离我们村附近的街上卖,还可以运到县里去卖。根据我们这里水源较足,我们还可以大面积种植红麻,种它很简单,整个生长期打一次农药,成熟以后在水里泡几天,边洗边晒干就可以卖了。现在喂猪喂一年才长100多斤,也不弄钱。但我们农村有句谚语,“穷不丢猪,富不丢书”,生活在乡村,当然还是要喂猪的,猪多粪多,运到地里农家肥才多,我们不仅要喂,还要多喂,建议一农户喂养一头母猪,自繁自养,这样就降低了养殖成本,现在分田到户后,比以前轻松多了,我们何乐而不为呢?为了让各农户种地有资金投入,我们村现成立了“贸易货站”,经营化肥、农药。红麻上市后,比我们当地红麻收购点的价格高2角进行收购。现在各农户有资金困难可以在“贸易货站”领上化肥、农药等,等红麻上市了再还给我们……话未落音,会场当然想起了阵阵掌声。“富贵生淫路,饥寒起盗心”,哪怕村干部是如此关心这里村民疾苦,但还是强盗多多,经常听到张三的鸡子被盗,李四吊在火炕屋梁上的蜡肉被取,还有好衣服被偷……那些年,村治保主任门槛都被人踏破,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几乎都有人来访。

上世纪90年代,人民生活已开始转变。除在家大忙季节搞几天外,相当一部分人在外抓经济谋发展。有的把自己的退路都想得很好,干脆把责任田寄放给别人种,万一在外不行,回家又有田种,“大风吹不倒泥尾巴”啊!冬闲季节,笔者便和组里各兄弟姐妹一道,去开挖、清洗沟渠。经常听在生产队劳动过的大哥们喊旧时的号子“雷锋是个好同志,也要哦活呢~,为人民服务一辈子,也央也要喔呼啊”,大姐们唱“插秧歌”……哪怕干得很累,但也其乐融融。当然,在一起讲的最多的是今年粮食亩产是好多斤?棉花一亩多少钱?普遍反映现在比在集体干强多了(收入增多了)。特别是我家,分田到户时,我家粮食只够一年接一年,之后就开始有多余的粮食了,我们为了避免老鼠吃,便把多余的卖掉。我那在旧社会饿怕了的爷爷总是对我们说,你们啊,真没遭过孽。乙亥年,大口破堤。我们家——好的是祖先那时给我们家垒了个土台子,有落脚安身之处。来我们家讨歇(过夜)的有七户人家。你们真没见过啊,站在台子边就可以洗脚。牛草是我们在隔堤(地名,现在陈店徐乔村)山上寻了,晚上用船运回来的。站在土台子上看四周,白茫茫的一片,好怕啊......粮食起码要一年压一年的。再次淹内积水该哪门搞啊?我和夫君才告诉爷爷:不碍事的,现在干旱了,在两里闸(芦洲)、金闸这里有提水站。雨下多天,秧苗快淹了,有横堤排水站,现在旱涝保收,不要紧的。忙消停些了,让远富(夫君名字)用摩托车托您去横堤看看。老爷爷高兴地点点头。更可喜的是:从2005年开始,中央减免了延续几千年的农业税,各种农业补贴发放到农民手中。2007年国家实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民看病,特别是看大病开始有了保障。现在国家昌盛,人民生活富裕,农村剩余劳动力纷纷在外打工,有许多人在外购置(按揭)了商品房。孙子在城里读书,农村的年轻爷爷奶奶带着土地进城,真的正在实行“农村包围城市”哩。在集体吃大锅饭、劳动时,我们村粮食亩产400斤,籽棉亩产200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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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跨入新世纪这十几年中,凤凰岗村真是旧貌变新颜。2008年春,由村、组设计、报批,后由市农业开发办组织调查、施工,在晒米杠以南(金闸、凤凰岗)两村大面积进行综合开发——不仅到田间道路扩宽了四米,收割时大小车辆能过,而且路边到田间还修建了水泥沟,减少了以往修理排水沟等诸多麻烦。据资料获悉:这里土地治理面积1.1万亩,总投资694.9万元.其中财政资金519.75万元。并在年底挨家挨户实行三解(厨房、沼气池、化粪池),完后并每组派专人验收。家家户户都安装了自来水管,基本上解决了人畜用水问题。整修大型公路桥两座,十二、十三号沟,十三号沟以北的北河共建危桥21座。十二号沟安装了节制闸。进行至现在横直沟渠开通后,既解决了干怕旱、涝怕渍,又方便了路行,并且条条道路都成了水泥路。新修水泥路9公里,并修建了小区、公园。人们走到这里焕然一新。有袁隆平精心研究的杂交水稻种子,有省、市各级高科技人才研究的棉花种子,现在水稻亩产平均在1300斤以上,籽棉亩产在500以上,土质好的田块还能套种西瓜等经济农作物。2011年启动了新农保,对60岁以上老人发放养老金,开始逐步解决农民养老的问题。去年9月份,我84岁高龄的父亲忽然得了高血压,在市人民医院检查并治疗用去人民币3000多元,今春家父喉管再次长了肿瘤,4月份去荆州医院做气管改道手术,用去上万元,我们一家人早就参加了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去年为父亲减去了近2000元的医疗费用,今年又减去了近一半的钱,所以,国家政策为中国老百姓得到了实惠。

朱家埠小学,坐落在凤凰岗14组、十三号沟,朱家埠邮局旁,它的前身是朱家埠中学。从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后,彭永院内来朱中读书的有相当一部分人都考上了大学,他们中现在有博士生、研究生、教师、在国外留学回来的无计其数,他们都在为家乡的经济建设默默的贡献力量。

当你驱车来到松滋市民主路,向北沿松滋河随平崭的水泥路一直向北行驶(12公里)约20分钟路程,就进入凤凰岗村了。这里正是笔者居住的地方,中心渠两边绿树成荫,沿公路边安装了路灯,路灯旁做好了花台,并栽了四季常青树,居民门前还建了水埠头。哦,从2010年起,这里已被松滋市命名为“凤凰小区”了。现在全村700多户人家基本上都住上了小洋楼,没改建的那几户人家,孩子在外也买了房子。家用电器,摩托车应有尽有,有的还添制了收割机、旋耕机;购置了小轿车。村民衣、食、住、行、医真是今非昔比,活得开心,吃得放心,睡得安心,真是幸福无比。为了表达我对家乡的热爱,谨赋小诗,结束全文:

红旗凤凰岗 富裕凤凰岗 文明凤凰岗

人勤五业昌 领导核心强 农村换新装

经济大发展 科技添虎翼 文化促繁荣

生活奔小康 农业扛大梁 和谐谱华章

戎大梅

戎大梅,女,1966年12月出生于老城凤凰岗村,自幼喜爱写作。松滋市杂文协会、作家协会会员。《朱家埠军民抗战实录》原载于《洈水》并被录入《抗战烽火映松滋》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