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春天的故事

为践行省作协组织的百名作家“脚印农家”的大型采风创作活动，季春清晨，我在乘车去新华村采访的路上，满脑子都是该村的信息。

那是一块我既熟悉又生疏的地方。说熟悉，因为那是我出生的地方，是我童年玩耍的地方，是我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说生疏，因为我从1966年离开后虽然常常回来，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老家跟前的年青人一见面总是热情地叫我大爹、大爷爷，我却连他们的名字一个也叫不上来。

新华村地处老松滋县城以北两公里，属老城镇管辖，是松滋市最北端的一个村子，属湖区，地方十分偏僻。听老人们讲这里原是洞庭湖的把子。村子北枕长江故道，过了河便是枝江市的属地百里洲。新华村其实是大洲子和杨家洲子两村合并而成的。上世纪60年代两村合并过一次，1984年分开了，到2005年又合并在了一起。杨家洲子原属枝江，大洲子原属松滋，仅一堤之隔。长久以来，两村人世代通婚，亲戚连亲戚，遇事相互照应不暇。单说解放前抓壮丁就跑到大洲子来，让你看得见人抓不着人，两地官府为此还闹了不少别扭，而两村人民确为此平添了不少友情。1951年，湖北省人民政府将江南原属枝江的7个洲垸划归松滋，杨家洲子也就一并划过来了。

自1986年9月至1997年6月，我在老城法律服务所工作期间，每年一到夏粮入库和秋棉登场的时候，镇政府都要组织清收专班，这是重中之重的中心工作。我清楚的记得在1987年寒冬腊月的一天，由一位镇干部带队到该村去清收提留。我们来到一间又黑又矮的小茅屋里，屋里住着一位风烛残年的老婆婆。村干部说她还欠提留1532元。我问她家里有几口人?为什么欠了这么多提留未交?老婆婆告诉我，这是她儿子生前看病欠的债，去年儿子死后媳妇带着孙子讨人去了。哦，原来是一位孤寡老人，守着这一贫如洗的家!镇干部说：“买卖当行，种田完粮，这是中国几千年来的老规距!”他一抬头看到壁子上挂着一块腊肉，说这块腊肉可以折抵五块钱。随即叫村干部取下来，让我送到车上去，我提着腊肉转了一圈，背着人又给老婆婆送了回来，叫她藏好。第二年我再去的时候，老婆婆已经入土为安。农村虽然早已全面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但由于公粮、水费、教育附加、三提五统等税费逐年增加，使农民负担越来越重，即使增产也不能增收，稍有天灾人祸即债务缠身。于是农村中的年青人、壮劳力纷纷外出打工，造成大片大片的良田被抛荒，与清收提留形成恶性循环。这就是当时我对家乡农村的印象。

我在老城下了车，徒步走在村村通的水泥路上，春天那浓郁的气息一阵阵扑面而来，让人兴奋，让人陶醉。展现在我眼前的是一望无边的麦田。那青翠欲滴的麦苗仿佛一幅巨大的绿色绒毯，从我的脚下向远方铺展开去。特别夺目的是那一片片点缀在“绒毯”中间的油菜花，犹如从天边飘落下来的火烧云，在茫茫的绿海中燃烧。

来到村口，映入眼帘的是一排排漂亮的别墅似的小楼房，掩隐在郁郁葱葱的柳荫中。村童告诉我，支书的屋就住在公路边上，我知道他说的“公路”就是村村通的水泥路。我顺着他指的方向，很容易就找到了支书的家。虽说正是中午休息时间，但刘兴素书记还是热情地接待了我，向我介绍了本村的一些基本情况。

“我们全村共有10小组，839户，3016人，全村人均耕地一亩多一点儿。没有企业，也没有可供开发的其它资源。农业种植模式比较单一，无非就是夏栽棉花冬撒麦。五年前全村人均毛收入不足2000元，这里面还包括在外务工收入。农村实行税费改革后，真是一年一个样。2010年全村人均农业纯收入4600元，楼房户98.5%以上……”

“就我所知，有相当一部分农户人均年收入已过万元。”我插话说。

“人均年收入已过万元的农户有两种情况，一是在外打工的农户，二是种田大户。”

“在外打工的农户?”

“是的。我们村现在外务工人员有688人，还有不少人是全家在外务工……”

新华村是我这次采访的重点村，新华村农民是如何致富的是我这次采访的重点内容。我决定在老家住上几日，好好与乡亲们拉拉家常。按照刘兴素书记的提示，我先从“打工族”开始走访，因为占全村人口近四分之一的“打工族”在村子里率先建起了楼房。其中更不乏有成功人士，九组的黄昌喜就是他们中间的佼佼者之一。

1967年出生的黄昌喜高中毕业后来到公安县一家塑料厂打工，1996年他怀揣家里的全部积蓄5000元钱到大都市武汉闯市场。开始在汉正街做服装生意，因不懂经营遭亏损。后又从山东、陕西贩水果，结果血本无归。就在他为买一个馒头而发愁的时候，因一次偶然的机会，黄昌喜竞从婴幼儿头上发现了商机，随即请求一位60开外的“带刀”师傅收他为徒。老师傅见小伙子精灵帅气，不象是来学剃头的样子，便婉言拒绝，黄昌喜就双膝下跪，最终感动了师傅，收他为徒了。他白天仔细观看师傅操作，夜里就在自己的腿上练习，仅3个月的时间就艺成技熟。

1997年8月，黄昌喜与几个朋友共同投资2万元在扬叉湖开了一家“正能婴儿理发室”。尽管在技艺和服务上做得很好，但因为顾客少，生意清淡，小店月月亏损，年底合伙的朋友又提出退伙，黄昌喜再一次被逼到了绝境。但他并没有气馁，1998年初他又向朋友借款1万元，在武汉桥口区妇幼保健院旁边开了一家“小阿福爱婴理发店”。不久他从广州一家报纸上看到制作胎毛笔的消息，即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个商机。起初他向上海一家毛笔生产厂家订做，3个月后开始自己加工生产。随之他又开办了婴幼儿摄影、用品、玩具、食品等一系列“爱婴”服务业务，生意开始做大做强。目前，黄昌喜的“武汉小阿福婴童文化用品有限公司”在武汉已拥有10家分店，在全国开有30余家分公司。在总经理黄昌喜的麾下，有近千名热爱“爱婴事业”的精英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拼搏着。

胡庆友生于1958年，高中文化，退伍军人，是一个四口之家。多年来仅靠四亩承包地过生活。不管他如何摸爬滚打，却怎么也富不起来。眼看别人的楼房一栋接一栋地盖起来了，一急之下他决定带着一对儿女外出打工挣钱。从2004年起他们先后在福建、广东和武汉等地闯荡了3年，不仅未挣到钱，反而带着病体返乡。仔细思考过后，他认定自己还是种田的料子。2008年胡庆友以两百块钱一亩的价格从“打工族”手中一口气租种了28亩地，这一年他家人平收入过万元。2009年他租种了30余亩地，人平年收入超过2万元。现在他不仅盖起了楼房，装上了空调，添置了冰箱、等离子彩电、豪华摩托车、笔记本电脑等高档用品，还购买了机动喷雾器、旋耕机、中耕施肥机、棉杆扯拔机等农用机械。胡庆友的儿子是一个聋哑人，今年已21年了。他不仅识字会电脑，而且特能吃苦。去年冬季他驾驶棉杆扯拔机为他人扯棉杆，仅一个月时间就净赚了13000余元。

胡庆友告诉我们说：我们新华村已有收割机、抽水机、四轮子拖拉机等中、小型农用机械50余台。除了摘棉花是人工，其它基本上是机械操作。他还告诉我们：他准备把全村的农机手联合起来，组织一个机耕合作社，向外乡镇外县市发展。我认为这是一个极具眼光的好主意。

象胡庆友这样的种田大户在新华村还有很多。五组的胡必清今年就租种了89亩耕地，如果按去年的棉花价格计算，他今年少说也有26万多元的预期收入。

我在走访农户的时候，他们还向我反映了一些问题，集中起来有四点：一是认为有关部门对中央的各种惠农政策向农民宣传不及时;二是《农村土地经营权证》至今还未发给农户;三是村民吃水难;四是电力供应不足。

带着以上四个问题，我用电话采访了“三万”活动驻村干部工作组组长李风华同志，他对我说：他们在入户调查时也发现了这几个问题。对于前两个问题，他们专门召开了群众大会，向群众做了大量的宣传和解释工作;对于后两个问题，一是协助村里筹措30万元资金为每组架设一台电力变压器，以解决供电不足的问题，二是协助村里筹措50万元资金用于铺设自来水管，以解决群众吃水难的问题。

通过这次采访，我完全有理由相信，智慧、勤劳的家乡人民在国家一系列惠农政策的扶持下，日子会越过越红火。我在新华村的采访就要结束了，就要暂时离开了。我衷心地祝福我的故乡、我的父老乡亲幸福、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