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父亲吴雄久

今年(1988年)10月18日(农历九月初八)，是我们的父亲吴雄久诞辰100周年。父亲一生为人耿直，抑恶扬善，至今仍为乡里传颂。我们姐弟俩长年承欢膝下，对父亲的音容笑貌至今印象深刻，现就他处世为人的一些片段，连缀成文，作为对他的怀念。惟年代久远，有些事情记忆模糊，难免有遗漏错讹之处，望知情者给予补充订正。

(一)

父亲名谟章，字雄久，弟兄二人他居长。出生于老城。他九岁父母双亡，靠我的叔祖父吴明陔抚养成人。由于父亲幼极聪慧，叔祖父十分钟爱，胜如己出。父亲对他们也如亲生父母一样尊敬和爱戴。父亲从小勤奋好学，启蒙于附近的私塾，15岁时，在王波臣(前清秀才)先生门下读书，受益良多。以后又到县立高等小学堂求学。经常出入于县内名人学者门下，虚心求教，学业长进更快。

18岁那年，他和母亲黄宗秀结婚。是时叔祖吴明陔经商，家中比较殷实。婚后不久，父亲即提出要到北京去读书，遭到了叔祖的反对。他对父亲说：我愿意花钱为你捐个官，也不愿你远离我而去。父亲出于对当时的腐败政局和捐例的蔑视，几经周折，终于说服了我的母亲，取得她的支持。她将陪嫁的金首饰拿出来偷偷变卖，作为父亲求学之资。遂于1919年到北平求学，并考入北平国立法政专门学校。由于他勤奋刻苦，学业优良，因而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敬爱。在学校时，父亲追求进步，积极参与对新思潮的学习和研讨，结识了不少进步同学和共产主义志士。1926年经同学徐楚侠的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

(二)

1926年，父亲在国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在北洋政府陆军部任三等执法官和平津卫戍司令部(司令长官为阎锡山)军法处任主任法官。当时，阎锡山有一亲信姓谭，谭在卫戍司令部任处长。此人倚势欺凌百姓，强占民妻，无恶不作，民愤极大。受害者向军法处控告他的状词如雪片飞来，但因为他后台硬，自恃无人敢把他怎样，仍然继续作恶。受害人的呈诉状子转到了父亲手里，引起了他极大的愤慨，决心铲除这个恶霸，为民除害。他把全案进行综合后，呈送阎锡山，说明案情重大，民怨沸腾，要求进行调查审理，以平民愤。阎知道我父亲个性耿直，在事实确凿、法理难容的情况下，无可奈何地同意此案由父亲承审。父亲当即着手调集案卷、查证落实。经过缜密研究，认定此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但其靠山是阎锡山，一是不易就范;二恐夜长梦多，一旦阎反悔，不但不能除恶而反受其诬。于是决定智取，先是搜集罪证依法处以极刑，再以“请客”形式，诱其就范，父亲遂以邀请名义，“请”谭来作客，谭不知就里，欣然而来，当即逮捕。接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开庭审理，并判处极刑，立即执行。处决谭以后，父亲才将案情及处置结果报告阎锡山，阎见事已至此，才未加任何干预。

父亲在执法官任内，还利用工作之便，营救过不少的爱国人士和学生。当时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国内政治黑暗，国际上饱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志士青年激于爱国热忱，纷纷行动起来发起爱国群众运动。为此，常有些爱国志士和青年学生被捕入狱，交军法处审判。这类案件到了父亲手里，总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绝大多数得到了宽释。父亲常说：“宁可把官不当，也不能残害他们，如果中国失去了这些有志有为的青年，被人喻为东方睡狮的中国，就没有站起来的日子了。”他的这些行动，被当局察觉，为避免遭受其迫害和阎锡山的挟嫌报复，父亲遂于1929年借故辞职。后来，当他谈到离职时的情况说：“因为我和他们之间形同冰炭，势难相容，不能久处。丢了官，我落得干净以自慰。只是我无权再为老百姓做什么事了。”父亲辞官回来后，没有痛惜他的丢官。他曾对我们说：做官就得昧良心，难得干净。我既不能象荷花出污泥而不染，就只好远离污泥，落得一个清白。

(三)

沈德纯(少华)同志是我们的松滋同乡，父亲曾对我们说，沈叔为人正直，聪明过人，文章写得很好，是大有作为的人。父亲在就职期间，沈当时在北京读书，经常参加进步的学生运动，是地下党的交通员，父亲与他多有联系。革命同志的友谊和乡情，使他们成为挚友。回松滋后，沈经常来往我家。一次沈叔放了一口大皮箱在我们家，过了很久，沈来取衣服，开箱时突然翻出一支手枪来。当时我和母亲在旁，顿时面色紧张。父亲当时只对我们说了一声“不能说一句和这有关的话”。我们也只好点头应允，但却不理解这事的利害关系，只是听从吩咐而已。建国后，父亲经过沈的推荐，到湖北省文史馆任馆员，他们仍然经常有往来。

父亲返回松滋后，虽与党组织脱离了关系，但倾向革命，追求进步之心不减。家居基本闭门谢客，每日用读书、吟诗、习字来消遣。诗词的内容都是忧国忧民、不满现实的。他经常是自写自吟，以抒发自己的情怀。每逢寒冬，他总是一边感叹穷人衣不暖身，食不果腹，一边反复吟诵“焉得棉被大如天，广盖天下穷贫人!”这两句诗不知是他自己作的，还是背诵别人的作品。

他还经常临帖习字，每日如此，从不间断，到晚年也不例外。他先是写赵体，后又习魏碑，《松滋县志》(民国本)的封面题字，就是他的遗墨。他写的诗词手稿不少，可惜这些手稿和我家的藏书，在“文化革命”中均被烧毁了。

(四)

由于父亲的才华和声望，当地人都很尊敬他，喜欢与他交往。父亲好客，但不结交豪门，不高攀权势。当时县政府的历届县长上任都上门来拜访他，但他除了礼节性回访一次外，是绝少与官场来往的。有时有些人来访，父亲不愿相见时，总是让我这个女儿去接待，挡驾。但对于县内一些学校的教员和青年学生来访，如杜子佩、罗子恕、熊英等在外地就读的学生，每届寒暑假都来我家看望父亲，父亲总是抽出时间热情接待，与之亲切交谈，对他们的困难乐于帮助，鼓励他们上进，使之成为社会有用之人。

1932年，宜昌有一个宣传队来松滋县(老城)演出，志芬的同学徐佩萱在这个队。当他们一起到我家拜访时，父亲热情地接待，听他们讲述了宣传演出计划，并要求我的父亲给予必要的支持。父亲满口答应，帮助解决了一些困难，并让我母亲做了丰盛的菜肴慰劳他们。对未到我家来的队员，还给他们送去两大盆菜肴。记得父亲家居从不外出看戏，但这次他高兴地去看了演出。回来以后，他对我们说：“他们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前哨兵，他们用歌声唤起民众，用逼真的艺术形象激发民众对敌人的仇恨，这对同仇敌忾动员一致抗日将会起很重要的作用。”

1934年，松滋中学为宣传抗日，师生公演话剧，缺一名女演员，学校师生到我家来请求父亲允许我担任。他欣然地同意了他们的要求，让我参加了演出，并出席观看了我们演出的话剧《迟开的玫瑰》。

我父亲是一个热爱祖国热爱老百姓的人，他恨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更恨国内腐败的黑暗政府。他常说：中国有句名言，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物必自腐而后虫蛀之。如果当政者清明，国富民强，外人怎敢来欺侮我们。他怀着忧国忧民的心情，感慨地对我说过：“当前豺狼当道，老百姓辗转于水深火热之中，唉!中国不亡是没有天理了。”他这种矛盾复杂的心境，经常流露于言谈中。

(五)

1932年，县内财政甚为混乱，地方民团、学校经费支出，只得发行一种流通券维持。由于财务混乱，民众不满，县政当局一再敦请父亲到财务委员会任职，为桑梓计，不得已父亲于1933年8月勉强到任。接任不久，他即致力于财务的整理，开源节流，整顿税收，使地方财政有很大的起色。父亲任内，不徇私情。记得有一次我家的店员刘家贵，因进货缺资金，他以父亲的名义在财务委员会借了30元，被父亲发觉后，大发脾气，立刻让刘家贵归还。父亲在任期内，不屑与权势者交往，而对清廉者乐于帮助，县长龚薰南离任时两袖清风。父亲从县财政项下支给龚川资200元。这些都得到了父老乡绅的称赞。

1933年8月的一天，县治迁到了磨盘洲。当时天气炎热，父亲到县里开会去了。一天半夜，新江口熊姓家的一些妇女突然跑到我家，惊恐地对我们讲，说红军到了磨盘洲，她们是来躲难的。这使我母亲十分惊讶，为父亲的安危担忧。天亮以后，很多到磨盘洲开会的人都狼狈地逃回了老城，说是共产党抓走了县长江文波。我和母亲一直焦虑地等到八点多钟，父亲才满面春风和往常一样安详地回来了。大家喜出望外地询问他关于共产党到了磨盘洲的事。父亲若无其事地说：“我是昨晚离开磨盘洲的，没有看到共产党。如果真的来了，可能是我走了以后到的。”他还说，晚上走路很凉爽，边走边休息，可是没见到红军。他当时好象没有什么兴趣谈论这件事，就和别人谈论其它事情去了。其实，看他那天回来谈话的神情，真是满面春风，精神焕发，笑的时候连牙齿也比平时露出的多些。这是我多年不曾见过的神情，现在回想起来，那笑容好象还在眼前一样。

(六)

父亲对于社会上的穷苦人，富于同情心，这是与他早年接受过共产主义思想分不开的。我家里田地不多，都是租给别人耕种的。在旧社会里，加庄、加稞、收佃户的节礼是常事，而据我们所知，父亲对此是嗤之以鼻的。

对于小偷小摸，他也与世俗有不同看法。一天，鲁家的老二来我家偷东西。那时我家前面有一个小商店。鲁老二摸进去开钱柜被刘家贵发觉，把他抓起来，我们全家人也从梦中惊醒。父亲听说是抓了小偷，他当即吩咐把他放了。但刘却背地里以父亲的名义把鲁送到了公安局。三天以后公安局长见到了我父亲，提到这件事，讨好地说：“真该死，连您家的也敢来偷，要好好教训他。”父亲当场惊讶地说，这是误会，我并没有送小偷到公安局去，请你赶快放掉。后来他发了刘家贵一顿脾气，警戒他以后不要以他的名义干这种事。他还感慨地对我们说：“这当然是一个社会问题，饥寒起盗心，对小偷小摸，应该以教育为主，辅之以救济。根绝这类问题的办法，只有寄希望于将来政治清明，国强民富。所以对人对事的是非判断，要从全面分析，才能是公平正确的。”

(七)

父亲家居，日常以诗书为乐，很少涉足外事。当时社会风气，有名气的乡绅爱管闲事、断公道，父亲很少参与。他常讲：我无权，为了办事要向那些权势者讲情说好话，很不愿这样做。有时也有例外。一次，县城南街长兴二号(姓吴，与我家不同宗)的二媳妇，与邻居胡姓发生纠纷，被抓到当时的县政府，并关进了牢房。吴家的三媳妇哭哭啼啼地找到我家，请父亲为她去辩理。并摆了双方引起矛盾的很多事实和理由。父亲当时并没有答应她的要求，后来却顺便向有关人员说了他知道的一些事情。事后对我们也不曾提及为吴家说话的事。可释放吴家二媳妇的主管人对她说：“不是雄久先生为你说话，你不晓得要坐到哪一天呢!”隔天，吴家二媳妇提一大篮子东西，来我们家，千恩万谢，可我父亲却勃然大怒，对吴家二媳妇说，你把我当作什么人?赶快提起走。来人只好提着篮子，吓得飞快地跑出了我家的大门。

还有一次，鼓楼西街伍光员家的老婆婆，哭哭啼啼地闯进我家，进门就跪在父亲面前，父亲忙说：“您有话就说呀，怎么在我面前这样做呢?”并赶快到房里让我来询问情况。原来是老人遭到伍家女儿的欺凌打骂。父亲当即要我写信给当时的区长周少耕过问此事，提出要教育伍家不得欺负贫苦的人，特别是老年人。后来周少耕来我家，说明已对伍家进行了教育，给老婆婆撑了腰。

我的父亲就是这样，从不以为给人办了点事是人情，既不向人宣扬，更不愿接受别人的感谢和报答，也不愿别人在他面前作那种乞怜的样子，而他自己从不去哀求别人。

(八)

解放以后，父亲由沈德纯同志介绍，被任为湖北文史馆馆员，这时他已年过六旬，体弱多病，精力也不那么好，但他仍尽心竭力进行工作，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

1952年他由省文史馆调往荆州文物保管委员会任职，我们家也由松滋迁往荆州古城。

1955年3月，67岁的父亲因患脑溢血症逝世于荆州，走完了他不平凡的人生之路。父亲病逝后，省地有关领导均致函吊唁，松滋县负责同志也派刘明哲同志来吊唁。他的遗体奉回老城安葬。

父亲的一生真是命不逢辰。等到人民当家作了主，能施展抱负的时侯，他已是人老体衰，力不从心了，他是在遗憾中离开我们的。而他勤奋学习正直清廉的好品格，永远是我们这些儿女的学习榜样。我们永远怀念他。

(原载松滋《文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