擎起文化的火把——现代诗人胡拓先生的文化苦旅

1987年5月13日，现代诗人胡拓先生与世长辞了。胡拓先生的悼念仪式在县文化馆录像厅举行。松滋文化界和家乡的父老乡亲以十分隆重的形式，悼念这位终生高擎文化的火把，解放前憎恶黑暗、追求进步、追求党，解放后讴歌新中国、积极为党工作，曾为松滋文化事业辛勤耕耘的诗人。《诗刊》编辑部发来唁电，并代嘱献上花圈，以寄托哀思。松滋县委宣传部资深的张诚老部长特别打电话叮嘱下属单位敬献花圈的款条上一定要写上“悼念胡拓同志”而不是“悼念胡拓先生”。这一代人视“同志”是非常严肃和神圣的。这位党的文化宣传领导干部对另一位非党文化工作者最后告别的良苦用心，倘若胡拓先生地下有知定会老泪纵横。文革中，胡拓先生突发肾绞痛，获准到外地治疗，在给他出具的介绍信上，胡拓名字后面的“同志”二字并未划掉，这不禁使病痛中的胡拓先生泪如泉涌。文革后，胡拓先生一再回忆起这桩往事，感慨万千，共产党人对他以同志相称，这是他一生都魂牵梦萦的啊。在众多挽联中，有一幅挽联写道：“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三四小人撼先生如撼五岳，六亲哀挽，七星低垂，八九弟子悼恩师再难十全”。这是一位曾受到胡拓先生教诲的业余作者写的挽联，他对胡拓先生发自肺腑的痛悼，使人们对胡拓先生更加肃然起敬。家属遵照胡拓先生的临终嘱咐，把他的骨灰一分为二，一份葬在他的家乡松滋，他要永远植根于他眷恋的土地;另一份撒在大海，一个曾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战士要与大海永存。胡拓先生以这样的方式完成了他人生的夙愿。然而，“余热不肯让沸腾的血液冷却——，生命啊，它偏要擎起扑不灭的火把”(胡拓：《擎起扑不灭的火把》1984年)，胡拓先生在沉疴染身的暮年，这掷地有声、一往无前的呐喊，仿佛仍冲锋在中国共产党率领下的行列里。

早年生涯

1915年12月4日，胡拓先生出生在松滋县老城镇西门河一户家境较为殷实的人家。兄弟姊妹一共九个，胡拓先生是老大。那时的中国社会正处于军阀混战的黑暗年代。1927年共产党和国民党第一次合作后的革命浪潮也席卷了松滋。12岁的胡拓加入了儿童团，虽然那时松滋的儿童团属国民党县党部领导，但从事的是高唱“打倒军阀，打倒军阀，除列强”的革命歌曲和“禁烟、禁赌、禁娼、禁售洋货”的活动。解放后曾任松滋县副县长的刘明哲担任儿童团的指导员。这是少年胡拓最早接触的革命活动，对他以后的人生走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上世纪二十年代末的松滋老城，虽为县治，但落后，愚昧，交通闭塞，窒息得让人喘不过气来。少年胡拓再也不满于这样的现状，他扛起行李卷，从老城西门河徒步穿过百里洲到董市搭小火轮沿长江求学于荆州、武汉，一步步走向了外面的世界。1935年胡拓先生在武昌育杰中学读高中，这年的12月9日北平爆发了爱国学生运动，很快影响全国。12月20日，武汉学生联合起来举行爱国游行示威行动，武汉国民党当局封锁了长江，胡拓先生与愤怒的武昌学生们秘密分散租小船深夜渡江，与汉口学生汇合，组成浩荡的游行队伍向日租界进军，途中遭到国民党当局荷枪实弹的阻拦。游行队伍又满腔怒火地折向江汉关一带示威游行，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不流血谁流血，我不牺牲谁牺牲”等口号。不久学联又组织化妆宣传团奔赴农村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胡拓先生参加了一支20来人的宣传队步行到葛店一带进行抗日救亡活动。返回武汉后，王曦、赵承修(松滋人)等学生被反动派逮捕。胡拓先生受同学们委托多次到监狱探视。不久胡拓先生接到赵承修的信，到监狱接赵承修出狱。“12.9”运动像一道闪电，划亮了民族危亡的天空，同时也点燃了青年胡拓的文化火把，从此他高擎起这文化的火把，汇集在中国共产党的麾下，追求进步，追求光明。正是“12.9”运动火与血的洗礼，胡拓先生拿起了诗的投枪，剌向黑暗的中国社会。四年后，“12.9”运动的壮怀激烈仍在胡拓先生胸中澎湃着：“……在中国啊，汹涌着十二月的行列，奔腾着十二月的步武，像海燕，把暴风雨迎候。”这首发表在中共中央南方局机关报、重庆《新华日报》上的《十二月的行列》，是现在可以查找到的胡拓先生的早期作品之一。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因为有了12.9运动的奠基，同年11月胡拓先生毅然投笔从戎到第三战区川军的一支队伍，在中共皖南特支的领导下，做战地宣传员。不久这支队伍归并到新四军的行列。在皖南岩市，胡拓先生见到了他一生景仰的陈毅元帅，并在新四军军部大院聆听了陈毅元帅幽默激昂的形势报告。在新四军里胡拓先生经曾任北平学联主席的黄诚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时，另一位才华横溢的热血青年，解放后曾任上海美协秘书长兼上海画院院长的吕蒙，还有朱光等三人同占一个铺盖卷，结下了深厚的的战友情。1982年当胡拓先生从其他友人处得知吕蒙夫妇(他夫人是著名作曲家黄准)的消息后，再也抑制不住对战友的思念之情，当即飞书吕蒙。吕蒙很快回信，他的感慨和激情同样跃然纸上。虽然在皖南时，胡拓用的是胡明清的名字，而现在给吕蒙的信，署名是胡拓，吕蒙仍见信如人：“我敢肯定你就是我四十多年前的老战友——胡明清同志。”吕蒙在信中感叹道：“在岩市时的战友们，有的牺牲了，有的至今已是副省长或省长一类的干部……只可惜黄诚在皖南事变中牺牲了，还有朱光在解放战争中牺牲，童袭则很早时在抗日战争中牺牲……我也总认为你不在人世了。”1983年7月，胡拓与吕蒙在上海重逢，吕蒙挥毫为老战友赠书法作品一幅。1938年6月胡拓先生随皖南特支委员谢云辉到武汉办完事，经组织批准，回乡以长子应有的孝义探望父母，同时，以兄长的身份与八个弟妹小聚一下。假后重返皖南时，因日军进攻武汉，交通断绝，重返皖南顿时化为泡影。几十年后，当胡拓先生回想起这段往事时仍痛悔不已：“我怎么会生出回家探亲的念头?组织上居然就批准了呢?如果不离开皖南，有可能‘皖南事变’时被打死，也可能突出去。”在那民族危亡的战争年代，对一个投笔从戎的热血青年来说，生与死也许并不那么重要，而真正使胡拓先生痛悔终生的是因他离开皖南，从此竟然失去了共产党员这个他毕生珍视的光荣称号。因搭不到重返皖南的轮船，胡拓先生滞留在宜昌，后辗转建始师范读书，与著名作家、诗人冀汸同在三年级，一样的热血，一样的追求，一样对诗歌的挚爱，两人很快成为莫逆之交。他们在学校编印油印刊物《诗歌与版画》，藉以发泄国仇。毕业后，学校地下党负责人黄宽成(胡拓在“12.9运动”时的战友)介绍胡拓和冀汸到宜昌分乡小学(附设初中班)教书。在学校与冀汸、邹荻帆(著名诗人，文革后任《诗刊》编辑部主编)、吕剑(著名诗人)和马琴等人编印小型文艺杂志《野火》宣传抗日救亡。武汉沦陷后，日寇对鄂西地区狂轰滥炸，胡拓先生目睹了祖国河山惨遭蹂躏、人民大众生灵涂炭的悲惨景象。甚至在月夜，日寇连一座荒僻的小城也不放过。对日本侵略者的无比仇恨凝聚在他的笔下，他用诗歌控诉侵略者的罪行，用诗歌鼓舞民众打击侵略者。发表在《新华日报》上的《请月亮广播》、《十二月的行列》即是他这一时期的作品。1940年胡拓先生随着流亡的人流来到陪都重庆，在重庆市立第二小学任教，因不满校长压制学校的进步活动，被校长解职。一怒之下，胡拓先生写了题为《国家还要不要我们师范生》的控告文章寄给《大公报》，《大公报》不但没有刊登控告文章，反而将文章转给社会局，社会局长包华国下令传讯胡拓，他连夜躲到好友绿原(他当时在重庆钢铁厂管图书，文革后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那里，逃脱了传讯。这时他想到了《新华日报》，便与绿原一起到华龙桥《新华日报》社找社长潘梓年，要求参加《新华日报》的工作。潘梓年说报社尚无缺额，到时会有人找你们的。胡拓先生明白了潘梓年对他们这些进步青年婉拒的含义。当时在重庆，《新华日报》必须严格执行党的秘密工作纪律。胡拓先生离开重庆辗转到南川第七儿童保育院任教，保育院专门收养教育因战乱而无家可归的少年儿童，这里聚集了很多进步人士，同时也有国民党特务混迹其中。胡拓先生与进步人士的频繁接触，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不满国民党压制民主、反共摩擦行径，再次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胡拓先生时刻感到有一双阴森的眼睛在盯着他们这批爱国热血青年，这阴毒的眼睛他在重庆也曾经常遇到。因此这“不属于我们人类的眼睛”注定要出现在他愤懑的诗歌里，而且以《眼睛》冠以诗名。如果说这之前胡拓先生尚对国民党当局抗日抱有幻想，那么，从大雾弥天的重庆来到他同样感到黑夜森森的南川，他的那一丝幻想已荡然无存。他感到40年代的中国“如同一口老旧而巨大的锅底，漆黑漆黑的”，“而使夜行者警惕着脚步的是夜啊，使人对白昼产生酷爱的是夜啊，使人群烧起通红通红火把的是夜啊。”(胡拓：《夜的葬曲》1942年)这是他思想的升华。侵略者吞噬着他的祖国，而国民党的反共专制统治更如夜一般的黑暗，他坚定了跟着共产党的信念，“要为夜唱一支葬曲。”在南川第七儿童保育院，胡拓与也在这里任教的文学青年陈坚结为伉俪。在他们教育过的少年儿童中，很多人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其中有一位始终不忘教育之恩，他就是解放后曾任宜昌市农办主任的周健。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大批文化人士齐集桂林，当时胡拓夫妇也到了桂林。在中共地下党员郑思(解放后曾任湖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经常联系介绍下，胡拓夫妇参加了一系列进步人士组织的活动，有幸见到了茅盾、田汉、聂绀弩、孟超、许幸之、芦荻等人，也见到了以后因此险遭株连的胡风、梅志夫妇。此时，胡拓先生的好友冀汸也在桂林。胡拓夫妇帮胡风抄过两本诗稿，胡风夫妇热情地留他们在家里吃过饭，自然也就有了“胡拓夫妇来访”的胡风日记。1955年胡风集团冤案发生，肃反时组织上多次调查，胡风与胡拓并无组织上的联系，对他作出了不是胡风份子的结论。文革中胡拓先生的胡风份子问题被重新抖落出来就在所难免了。桂林进步的文化氛围无疑使胡拓先生受到了熏陶，他在桂林创作了大量宣传抗日救亡、抨击国民党专制统治的诗作，发表在《诗创作》、《文化生活》、桂林版《大公报》、《诗垦地》、《国民公报》(文群副刊)上，在桂林小有名气。《诗创作》社为胡拓先生的诗歌编了一个专集，专集的书名就叫《夜的葬曲》，并刊登了出诗集的广告，但却被国民党的审查机关扼杀了，诗稿查无下落。胡拓先生为此愤然写下了《敲打着时代键盘的低调》一诗。在诗中，他抗议国民党当局“扼住了我的喉咙，在我和人民之间堵上了一面墙，不准我歌唱”，诗人悲怆地呼喊：“我背负着我的诗囊，在凛冽而幽暗的国土上蹒跚踉跄”。随着时局的变化，胡拓先生不得不再往重庆，由张渊泉找吴裕光(又名吴荫棠，解放后在九江石油公司工作)介绍到白市驿国民党空军新生社任文化干事。在此期间，白市驿空军第四飞机修理厂一名机械师(可能是地下党的同志)主动与胡拓先生联系，最后和沙坪坝空军油库的一位姓张的地下党同志接上了头。从此，胡拓先生皖南一别后，重新和党取得了联系，定期汇报接受指示。1945年7月胡拓先生被提升为空军四大队中队指导员，接触到国民党空军的机密情报。这年8月胡拓先生获取了国民党空军轰炸八路军、新四军防地，阻止日军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的绝密情报。由于情况紧急，为防止出现意外，胡拓先生直接把情报送到了《新华日报》社，从而避免了又一次我军惨遭国民党反动派“剿杀”事件的发生。同月《新华日报》刊登一条“代邮”：“胡拓先生大稿收到，望继续赐稿”(当时胡拓先生在国民党空军用的是胡明清的名字)。9月初空军油库的老张通知胡拓先生到重庆德新里39号“星庐”(中共南方局地下党组织的掩护机构)参加秘密会议。会议由南方局青年组负责人张黎群主持(文革后在中纪委政策研究室工作)，决定建立农村工作组，组长胡晓风(解放后曾任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成员有吴子敬(吴能让)、胡拓与陈坚及另一对夫妇，到万县武陵开展工作，以办中学为名，发动群众。1946年3月形势恶化，武陵农村工作组有暴露的危险，南方局决定工作组撤离，胡晓风、吴子敬回重庆。因胡拓在空军中送过情报，又突然离开空军，必然引起敌人的注意，再回重庆也有暴露的危险，组织上果断决定胡拓夫妇回家乡湖北松滋，与组长胡晓风继续保持联系。胡晓风与胡拓夫妇的联系一直保持到1948年。胡拓先生回松滋后，在老城小学任教时教学生唱的歌曲的一部分就是胡晓风写信联系时随信寄来的，包括胡晓风自己编的《民歌初集》、《民歌二集》，还有陕北的秧歌。后来胡晓风与胡拓夫妇的联系突然中断，这件事直到1982年胡晓风同志还深怀歉意，他在致胡拓夫妇的信中说：“是我没有把你们的关系接好，致使你们在黑暗中感到茫然”。与胡晓风失去联系固然使胡拓先生感到茫然，但重回故里的胡拓，已不是当年扛着铺盖卷到外面求学的少年胡拓了，共产主义信念已深入到他的骨髓中。在新中国黎明前的黑暗里，胡拓夫妇为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摇旗呐喊，为已经看到的新中国的曙光欢欣鼓舞。他们向学生家长发快邮代电的传单，控诉国民党县政府搜刮民脂民膏，“取之于民，而不用之于民”，呼应国统区“反饥饿、反迫害”;他们教学生唱《翻身谣》、《山那边有个好地方》、《古怪歌》;他们组织进步师生在老城街头演《雷雨》、《放下你的鞭子》及影射国民党蒋介石的《你这个坏东西》;甚至带领师生扭起了陕北传来的《朱大妈送鸡蛋》的秧歌。胡拓夫妇的这些活动触动了敌伪的神经，伪青年团县团部头目(此人解放后被人民政府镇压)给胡拓先生写来恐吓信，内书：“找你借二十八吊”。“二十八吊”意即共产党的共字，胡拓先生并没有被吓倒。解放前夕，胡拓先生召集进步青年吴成宓、赵子容、胡垦、及夫人陈坚密商派胡垦(胡拓的胞弟)带着他们共同起草的欢迎信偷渡到江北去迎接解放军过江南来，虽然因长江被封锁未能成行，但胡拓先生及其周围的一批进步青年对胜利的渴望、对新中国的诞生已一往情深。1949年7月，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松滋的国民党残余势力纷纷溃逃，当时老城还未被解放军接管，胡拓先生再也抑制不往胜利的喜悦，在老城的古楼下贴出了《解放颂》的街头诗迎接解放。满目疮痍的祖国，灾难深重的民族，劳苦大众的暗无天日，尤其是为了改变这一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胡拓先生也投身其中的伟大革命，这一切交炽在他心中，在解放到来这一刻全部迸发出来：“救星来了!救星来了——，地狱坍塌了，枷锁粉碎了……太阳的光辉多么灿烂，自由的空气，何等舒畅，解放的大地格外宽广，阳光下的山河分外明亮，压抑得太久太久的生命啊，多么渴望，……桎梏得太沉太沉的脚掌啊，多么盼望迈步在金光大道上……，红旗招展——那就是我们前进的方向(摘自胡拓写于1949年的《解放颂》)。”7月28日，松滋在应城组建的新中国首届县政府在饶民太县长、丁野政委和杨致远部长的带领下抵达新江口。胡拓先生连夜从老城赶往新江口向饶县长、丁政委报到。

走进新中国

1949年7月的一天，在新江口银行的小楼上，接管松滋的三位共产党人张开臂膀接纳了一位匆匆赶来的年轻人，他们认真听取了他对自己历史情况的汇报和当时松滋及老城的一些情况。这三位共产党人就是饶民太、丁野和杨致远，向他们汇报的就是星夜从老城赶往新江口的胡拓先生。三位首长详细询问了有关情况后，要他写下一份30多人的进步人士的名单，这当中有杨启鼎、吴成宓、赵子容、董方林、刘凤起、魏大毅、胡垦等人。他们不久就成为松滋解放后的第一批工作同志，或参加宣传队，或从事其他工作。丁政委还热情地留胡拓先生吃了饭，这使胡拓先生万分激动。1948年他与党失去联系，现在他归队了!而且组织上是如此地信任他。他深深地感到，家乡已经解放，新中国即将诞生，没有什么比投身为新中国工作更为神圣的了，他以满腔热忱投入到党安排给他的工作中。在县委的部署下，建立了学校接管组，指定刘明哲、胡拓担任正副组长，成员有刘开义、刘兴汉等。胡拓先生率组到磨盘州接管简易师范，主持开课。为了配合土改运动，丁政委安排他到老城，以老城小学和八高部分师生作班底，排演了大型歌剧《血泪仇》，产生了很好的效果。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事情，伪自卫团副团长邹屏夏溃逃到团岭一带的山里，饶县长了解到胡拓先生与邹屏夏是亲戚关系，即派他去做劝降工作，胡拓先生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到山里说服邹屏夏到新江口向人民政府投降。胡拓先生积极工作，经受了组织的考验，他被县人民政府任命为县民政科副科长(当时未设正科长)，饶民太县长亲自为他颁发了委任状。1950年2月，胡拓先生受县委、县政府之命负责筹建县文化馆，并被任命为第一任文化馆馆长，开始了他长达16年的群众文化工作的辛勤耕耘。同年他出席省文代会，当选为省文联执委，以后又兼任县文工队长、县文联主席，当选为县各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委，1959年以后的历届县政协常委。1957年负责筹建县图书馆并任第一任馆长，1962年图书馆、文化馆合并为文化馆后再任文化馆长。解放后的繁忙工作，丝毫没有影响胡拓先生作为一个诗人的创作激情。只不过他调整了自己的创作思路，紧密结合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采用人民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讴歌新中国。解放后至文革前的十几年中，他创作了大量的“歌词”、“快板”、“朗诵诗”、“小演唱”、“活宝剧”、“独幕剧”、“多幕歌剧”以及其它文艺作品。土改时，他遵照县委的意见创作出七场歌剧《诉苦串联》在县内演出，他的朗诵诗《新中国在成长》在湖北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抗美援朝时他创作了《打败美国强盗》。1953年开始，由文化馆负责撰稿编辑的《演唱材料》同样浸透着他的心血，《演唱材料》长盛不衰，为松滋人民所喜受。这一年他患上了严重的肺病，组织上把他送到武汉治疗，动了大手术，切了肺，把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痊愈出院后，胡拓先生深情地说：“没有党，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我的第二次生命。”1955年发生了震惊全国的胡风事件，因他在桂林见过胡风，又与胡风集团圈子里的冀汸、绿原等人是旧友，加上他解放前的求索光明经历被人们认为较为复杂，理所当然地受到了组织的审查。组织上经过严肃认真的外调审查后，1957年作出结论：胡拓不是胡风份子，他解放前追求进步、追求党，解放后积极为党工作。历史与现实问题的澄清，组织上对胡拓先生更加信任。1975年他创作的《滚灯舞》歌词在湖北日报发表，《滚灯舞》是农民演出来的乡土节目，在松滋文艺工作者的精心培育下，从县里演到地区，从地区演到省里，一直演到伟大首都北京。现在，《滚灯舞》已申报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958年他被送到湖北干部政治学校学习。1959年县文化馆编辑出版了胡拓先生的诗歌散文集《铁花》。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党和政府特别给胡拓先生发了高级知识份子优待证，以帮助他渡过难关。党和人民对他的信任和关怀，让他感到只有努力工作，才能报答党和人民。1960年胡拓先生创作了6场歌剧《胡才轩》，在县内外演出。还有《红旗标兵》、《肥料问题》、《无孔不入》等配合形势的的小剧目。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胡拓先生怒不可遏，创作了活宝剧《活捉蒋介石》，以泄其怒。1964年胡拓先生带领文化馆的工作人员组织街头幻灯宣传活动，他觉得用幻灯宣传党的中心工作，形式新颖，操作简便，群众欢迎。每当黄昏来临，文化馆所在地(现新江口民主大道松滋市人民医院门诊部)街道对面房屋的墙面上就挂上了银幕，这边文化馆二楼的窗口就架好幻灯机。夜幕降临，人民群众闻声而来，聚集街头，幻灯宣传就开始了。胡拓先生的普通话讲得不好，但他经常主动担任幻灯宣传的解说员。有一次幻灯宣传的内容是《刘介梅忘本回头》。他担任解说员，随着故事的发展，说到动情之处，胡拓先生声情并茂，充分调动了观众的感情。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时，县委在双龙大队办点，文化馆也随县委在双龙大队办了文化点。胡拓先生常在点上工作，通过劳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他身体动过大手术，体质差，参加劳动，实实在在感觉到了与贫下中农的差距，也就有了心得体会。回馆后，在馆里召开的心得会上，他很坦率地谈到了参加劳动的体会，说有时候与贫下中农一起劳动，因身体差，感觉吃不消，实在难以坚持的时候，就望着天上的太阳，但总是感觉太阳高高的挂着，心里想，要是太阳早点落山就好了，就可以收工了。那时候农村的出工与收工，一般情况下是以日出日落为标准的。胡拓先生在心得会上谈到的希望太阳早点落山，是盼望早点收工歇息的意思。然而文革中，他的这一番心得却被上纲为“咀咒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快点落山”而遭到劫难。

在胡拓先生的悼念仪式上，一位文学青年写的挽联中有“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一句话，这是对胡拓先生很公正的评价。胡拓先生在担任民政科、文化馆、图书馆领导职务期间，没有染指公家的一分一文，一点一滴。他在文革初被揪出来，交出了馆里的办公桌椅后，就只剩床上的铺盖了。当他被通知从文化点上回馆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时，他已被大字报的汪洋大海所吞没了。伏案沉思，走进新中国的十七年，他问心无愧，也无怨无悔。在迎头打来的狂涛面前，他相信自己，更相信伟大的党。

文革的日子

1966年夏天。夏天的酷热还迟疑着脚步，而松滋县城的新江口，政治高温已烘烤得人们喘不过气来。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中，有一张很醒目的大字报，题目很有轰动效应：北京有大邓拓，松滋有小邓拓。副题同样令人毛骨悚然——揭穿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胡拓的反动嘴脸。胡拓先生在文革的第一冲击波中被揪了出来，接下来便是一拨又一拨地戴高帽子游街、陪斗、陪罪。究竟挨过多少场批斗胡拓先生自己也记不清了。因为在文革中，胡拓先生除了本身“罪大恶极”经常被批斗外，而且在批斗松滋县党政领导干部时，胡拓这么一个反动透顶的家伙必然是他们的班底，理所当然地应该陪斗、陪罪。随着批斗的加剧，拳打脚踢、皮带抽打、“架飞机”等应有尽有。在陪斗原县委副书记李鼎新、副县长刘明哲时，胡拓先生被拳打脚踢、皮带抽打得几不能进食。后来有人觉得胡拓先生这么一个三反份子，居然还拿着每月60元的高薪，是可忍，孰不可忍!此时的胡拓先生上要供养老母，下有未自立的儿女，生活难以为继，这使他极为悲愤。他的工资待遇是政府定的，是党和人民对他的关怀。三年困难时期，国家那么困难，党和政府还照顾他，让他享受高级知识份子待遇以渡难关。他愤然上书时任松滋县革命委员会主任的县人武部部长马金钟，马金钟没有给胡拓先生回信，但问题很快得到解决。据知情人士透露，马金钟在处理胡拓来信时说，我们共产党连俘虏都优待，怎么能这样?这类问题只能留待运动后期处理。这使胡拓先生更加坚信党的伟大，党的政策的伟大。他后来回忆说，共产党的伟大绝不会因为少数人的玷污而失去光辉。那时候胡拓先生被戴上了“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份子”、“胡风份子”、“漏网右派”、“历史反革命份子”、“现行反革命份子”等多顶大帽子。

1968年岁末，胡拓先生再次被揪到县电影院的舞台上进行批斗。那次批斗会搞得很正规，也很专业。但在批斗过程中却出现了组织者很不愿意看到的意外。当批斗人员拿着批斗稿慷慨激昂地批斗到“胡拓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竟然痴心妄想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早日落山”时，胡拓先生一反常态，昂首挺胸，对批斗人员怒斥道：“弥天大谎!”会场倾刻骚动起来!“打倒胡拓!”“胡拓不老实就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随即跳上来几条汉子，架起胡拓先生的“飞机”，胡拓先生仍倔强地扬起头，冲批斗人员高喊道：“我不知比你们强多少倍地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毛主席!”胡拓先生终于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了一只脚。而他不倔的声音仍在批斗会场回响。文革后胡拓先生在《在边缘上》的自述文章中谈到了文革时期的这些遭遇，他写道：“在文革中我什么都能忍受，拳打脚踢、皮带抽打、架飞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等等，唯独不能忍受的是诬陷我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因为这是我毕生为之追求的信念，即便是拿刀劈开我的胸膛，里面也只能是一颗赤诚的心。”

1969年胡拓先生被送到红旗大队劳动改造，为防止出现意外，特别把他安排到贫协组长家里进行监督。贫协组长叫兰良植，年逾六旬，脸上爬满的皱纹证明了他的饱经风霜。然而历史却开了一个令人捧腹的玩笑，这两位有着天壤之别人生经历、身份亦惊人悬殊的老人，一段时间下来后竟然情同手足。胡拓先生正是在这里如此深入地、身贴身地、推心置腹地接触到纯朴善良吃苦耐劳的中国农民和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虽然改造的劳作很艰苦，这仍是他文革中心情最开朗的一段时光。这段时光使得他热爱共产党，热爱新中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人民的情感进一步升华，他晚年诗作中不可抑制的感情之源，就有这时的一条涓流。《把土地看作黄金的人》也就是在此时隐隐在他的心中涌动。他与兰老的交往摆脱了现实的桎梏，1973年当他从五七干校返回时，全家人已无栖身之地，他自己更是一无所有，为全家人找一处安身之地成为他从不曾有过的奢望。七拼八凑之后，即使建一间最简单的房子，也还有很大的缺口。情急中，他想到了兰老，兰老全家倾全力相助，建起了胡拓先生后来称之为“半山亭”的简陋房子。他在这所房子里渡过了晚年岁月，自费出版了诗集《太阳照在她的头顶上》。

后来胡拓先生被转送到陈家冲五七干校继续劳动改造。校方给他安排了一桩防止鸡鸭麻雀糟蹋田间粮食的任务，劳作时间虽然很长，从日出到日落，但很适合他的身体状况，这使他不无感慨。他在田间的土梗上穿梭，时间久了自然就本性难改，在脑海中默诵出些诗句来，但不能用笔记下，他晚年诗作中就有这些默诵诗句的影子。有一次收工时，已暮色苍茫，一轮明月升起在天边，他甚至还想起了他早年的朋友绿原的诗句：“夜，挂起了天边的灯笼。”

1971年胡拓先生在干校突发肾绞痛，而使他刻骨铭心却是病痛之外的另一件事情。在多方奔走之后，他获准到沙市做肾结石手术，那时候对社会流动人员控制得很严，如果没有地方单位的介绍信，出门在外就寸步难行。开介绍信之前他心事重重，担心像他这样的政治身份，开介绍信时会注明。硬着头皮去开介绍信，结果却使他为之一振。工作人员在介绍信姓名的空白处填上了胡拓的名字，但并未划掉后面的“同志”二字。他捧着这张沉甸甸的介绍信，不禁百感交集，不能自已。自1966年他被揪出来后，这是他的名字第一次被别人郑重其事地填写在同志二字的前面。这次手术开绐只是为了取出他一颗肾脏中较大的结石，但由于医务人员的失误，最后将他的一整只肾脏切除掉了。十多年后，因为失去了这一只肾，最终诱发了他的尿毒症。在卧床不起的日子里，胡拓先生仍清楚地记得这次开介绍信带给他的欣慰。因而县委宣传部张诚老部长在胡拓先生去世后，特别叮嘱在花圈的款条上一定要写“悼念胡拓同志”就有着更深层次的意义。

1973年胡拓先生从干校回到原工作单位。随着大批老干部重新出来工作，文革初期的极左疯狂有所抑制，时任文化馆党支部书记的邓华春对胡拓先生动了测隐之心，让他出来担任文化馆的事务长，这在当时也是要具有胆识的举动。事务长是民以食为天、且与人民群众生命攸关的大事情，这当然对胡拓先生不亚于写诗的艰难。就这样 他在经历了文革的劫难之后，终于出来工作了。重新出来工作的欣喜若狂，使他丝毫不敢对这一工作掉以轻心，以致于打酱油、打豆瓣酱时他必须带上眼镜高度警惕地看里面是否生了蛆、掉进了蚊子。这以后，他又被安排到管理阅览室和藏书室借阅图书的岗位上，这时他有着1950年2月松滋县解放后第一任县长饶民太任命他为松滋县文化馆第一任馆长时的神圣。负责图书借阅工作，还有着发放《借书证》的权力，为发放《借书证》，老伴还和他吵了一场，几年后老伴还耿耿于怀，埋怨他正统得不可思议。原因并非他顽固坚持不给老伴办《借书证》，而是他已给儿子办了一个《借书证》，他认为老伴如要借书完全可以用儿子的《借书证》，不能过份特殊。1976年10月“四人帮”被一举粉碎，子女们给胡拓先生找来一份中央下发的《“四人帮”罪行材料》，他看后沉思良久，对子女们说：“十年，一个人的十年、一个民族的十年、一个国家的十年，国之不幸啊!‘四人帮’不垮台，天理不容!”这一年胡拓先生61岁。

晚年岁月

1977年春节，松滋下了一场瑞雪，在人们欢渡春节的时候，文化馆的一行人踏着瑞雪，来到胡拓先生的“半山亭”家中给他拜年。这久违了的民俗礼节，似一缕春风，轻抚着胡拓先生的心头。虽然此时，文革中泼在他身上的脏水尚未冼尽，带给他的伤害尚未抚平，但他都不去计较了。。在那共和国主席都在劫难逃的日子里，他的遭遇又算得了什么?文化馆的同事们向他祝贺新春之后，又热情地邀请已退休在家的胡拓先生出来做一些工作。1975年的退休，对胡拓先生来说很无柰，有很多在他看来的不实之词，也很不符合逻辑的东西仍然背在身上。他在据理力争之后，仍然如此，好歹把他划为人民内部矛盾，也算不幸之中之大幸了。毕竟那时，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被“四人帮”糟蹋得一塌糊涂，拨乱反正尚需时日。胡拓先生自然很高兴地接受了同事们的盛情邀请，与另一位同事一起跑遍了松滋革命老区的山山水水，调查松滋革命斗争的历史，1979年由他执笔的《松滋革命历史大事记》打印稿得以完成。同年《青海湖》杂志发表了他的诗作《冬日的林子》，这是他文革后仅有的带有伤痕的作品。读罢全诗，使人感觉到诗人蓬勃的生命力和对未来不可摧毁的信念：“不要为冬日的林子悲伤，虽然严寒把叶子搜刮得精光，雪地里的根须却长得更加倔强，而累累籽实尚在枝头豪迈地摇晃——，一旦瓜熟蒂落必然生根发芽，再度开花结果，更多几树婆娑。”胡拓先生正是以这样的心态走进了他人生的最后十年。其实早在1976年迎来十月的胜利时，他心中就已是一片蓝天，他满怀喜悦写下《雨后》：“招架不住风暴雷电的重重捶击，痛定思痛，大地浑身淌着泪——，蓝天掏出彩巾将乌云掸去，使得大地破涕为笑，让泪水灌溉土地。”粉碎“四人帮”后，胡拓先生参加了很多活动：担任诗歌大赛的评委;与青年文学爱好者交流;古籍善本书的普查;参与松滋县对宪法的修改;给他以前工作战斗过的地方写回忆整理文史资料;担任街道活动辅导员，甚至被聘为人民调解员等等等等。他都乐此不疲。新时代春风，早已使他感到了春的明媚，诗人的心田复苏了，酣畅淋漓的诗情涌动于他的笔下，流淌在他的晚年岁月。这些诗的激情来自于红旗大队老贫农的呵护，来自于五七干校田埂上的思索，来自于心灵深处无论怎样都永不泯灭的情感。这些诗一部分收录在他的诗集《太阳照在她的头顶上》第二辑中。

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这一天，胡拓先生正在松滋至青岛的旅途中，这是他第一次奔向大海。飞驰前进的列车，激起他感情的波澜，他再也按捺不住，在晃荡的列车上展开纸，挥笔写下：“百川归大海——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而歌。”在他心中，“党就是大海，而他自己则是大海的一条鱼，”即便死去“也愿波涛驮着尸体，”他更是一滴晶莹的水，“一滴永远属于汪洋大海的水”(胡拓：《百川归大海——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而歌》1981年)。

随着共和国在新时代前进的步伐，胡拓先生以前的老战友、老同志、老领导一个个传来消息：冀汸、绿原、邹荻帆、吕剑、吕蒙、胡晓风等都纷纷来信。冀汸对老朋友的思念最为迫切，他在给胡拓先生的信中几乎喊道：“快来吧!”1945年率党的农村工作组到万县武陵开展地下工作的领导人胡晓风，给昔日的部下来信，对1948年因他的原因未能保持联系感到内疚。后来他得知胡拓先生参加革命的时间还没有落实到1943年，又特意表示他的意见：“这是没有道理的。”他甚至有些动情的写道：“工作组不是外围组织，它是党的一个工作单位，一个特殊的工作单位。”胡晓风对当年在一起出生入死的同志的牵挂之情，跃然纸上。有了这些胡拓先生就特别满足了。1983年在老朋友冀汸和吕蒙的催促下，胡拓先生准备前往上海、杭州与老朋友重逢。临走前，他向一位年轻人谈了他的一桩心事。他说，他一辈子爱诗，也写诗，但至今未能收集整理一个集子，以前在桂林的一个集子又被国民党当局封杀了，诗稿都无下落。这次去见老朋友，确实感到渐愧，很想把昔日的旧诗收集编出个集子。年轻人当即给予他十分坚定的支持，并表示全力相助，这使胡拓先生信心大增。在此以后外出会友、旅游的过程中，到有关省市的档案馆查找当年发表过的作品成为胡拓先生的一项重要任务。鼓励胡拓先生的年轻人就是1971年到县文化馆工作的覃章海。胡拓先生1973年从干校回文化馆当事务长时，他就对胡拓先生另眼相看，没有人的时候称胡老师(胡拓先生的老伴陈坚曾是覃章海的老师)，有人的时候则互不称呼，配合默契，两人逐渐发展为忘年交。胡拓先生很钦佩他的才华和人品。事实证明，胡拓先生并没有看错覃章海，覃章海对松滋民间、民俗文化的研究有很深的造诣。覃章海以及赵先桂、董玉清、张兴武、邹昌玉、谢俊菊等一批才华横溢的年轻人伴随胡拓先生渡过了晚年。1983年秋天，胡拓先生在上海、杭州分别与吕蒙、冀汸重逢。他在冀汸那里一住就是半个月。此时的冀汸已出任浙江省文联副主席、《江南》文学月刊主编。冀汸陪老友游西湖、登北高峰、观钱塘潮。胡拓先生和冀汸1942年在桂林分手，四十多年再未谋面，而且1955年冀汸因胡风事件遭重创之后就再无音信。这次两位老人都到了忘乎所以的地步。胡拓先生还带去了他的一些诗作向老朋友求教，他总是在这些大名鼎鼎的老朋友面前称自己是低能儿。其中三百行的《把土地看着黄金的人》还在修改中，冀汸看了居然情不自禁地夸奖道：你这诗写得还有点味道。得到老朋友的首肯，胡拓先生忍不住开怀大笑，吃饭时格外与老友多喝了一杯酒。从杭州回来后，胡拓先生又去了宜昌、重庆、成都、昆明、贵阳、桂林、长沙等地，这与他准备出诗集不无关系。他一面游览祖国的大好河山，一面记录涌动的诗潮，同时查找他昔日的作品。这是他一生中最惬意、最轻松、情感最丰富的日子，连乘坐伊尔18型客机也勾起了他无尽的联想。

胡拓先生出诗集的前期工作进展很顺利，有关部门批准了诗集的出版，旧时的诗作收集了一部分，新作还在不断地问世。只是找不到出版单位，类似这类诗集销售量小，出版单位不愿意出，胡拓先生决定自费出诗集。就在胡拓先生按部就班的准备出诗集的时候，病魔向他袭来。他开绐不注意，症状加剧后才到医院检查，检查结果令胡拓先生很不甘心：晚期尿毒症。他当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在问过医生还能争取多少时间后，他找到覃章海说，我要抓紧编辑出诗集，不然时间就来不及了，我一定要看到这本诗集。于是覃章海、赵先桂、董玉清、张兴武、邹昌玉、文彬、谢俊菊等人围着胡拓先生忙碌起来，他们知道老人的心。胡拓先生一面就医治疗，一面与时间赛跑，他不顾疾病的折磨，大热天他的“半山亭”酷热难耐，蚊虫肆虐，他也不停笔。为防止蚊虫叮咬，他穿上胶靴;为抵挡炎热，他手摇巴扇。查对、修改、订正、改写、编辑十分费时费力。有时等一封查对信都使他焦急不安。诗集名字的最后敲定也经过了反复斟酌、选择。唯独使胡拓先生不甘心的是他的诗集尚未出版就身染沉疴，胡拓先生把这本诗集视为他生命最后时刻“托举给十亿个上帝”的他的那颗赤诚的心。

1985年夏天，胡拓先生的病已经很沉重，恰在此时他与老伴收到了四川方面的邀请，参加川南第七儿童保育院的党史座谈会，他不顾家人的反对，与老伴前往，这是一种无法割舍的情结。回来时，在江渝56号客轮上，他的脚已经肿得穿不进鞋子。这年秋天胡拓先生住进了湖北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在住院期间，他拖着病弱的身体，重游黄鹤楼，写下了收进他诗集的最后一首诗《黄鹤楼头古稀之年自寿感怀》：“昔日江汉少年游，摇旗呐喊泄国仇，栉风沐雨五十载，暮年鹤归喜登楼。”五十年前黄鹤楼畔的革命火种点燃了他人生的火把，五十年后，在他人生“蜡炬成灰泪始干”的最后征程，他看到了他的祖国、他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滚滚洪流奔腾向前，如黄鹤归来般的喜悦荡漾在他的心头。

1986年7月《太阳照在她的头顶上》截稿付梓，湖北人民广播电台、沙市人民广播电台、《荆州文化》分别播发了消息。诗集的扉页上是绿原专门为诗集写的一段话：“在文学史上，作品的生命从来不取决于作者的名望，任何文学作品一旦问世，都将凭借自身的价值，来接受不同时代的检验。”覃章海为诗集写了《跋》。诗集印出来后，胡拓先生以最后的精力又做了一件事情，亲手把他的诗集寄给各省级图书馆、全国重点大学图书馆、以及他认为应该赠阅的单位和个人。做完这一切，胡拓先生才真正病倒了。他知道这种病目前尚无治愈的手段，并不刻意去追求治疗效果，他决定不再到外地治疗，也一直坚持不做“透析”，他说就在松滋住院治疗。很多老同志、老朋友到医院来看望他，尤其是他身边的那一批年轻人。他感到十分欣慰，只要有一点精神，有一点力气他都要和他们乐观地侃侃而谈，不轻易露出病态。1987年4月覃章海要到外地出差，他牵挂着病榻上的胡拓先生。这次出差覃章海有一种莫可名状的感觉，所以出差前到病房看望老先生时，他掏笔写下了蕴藏在心中的两句话：“一生奋斗无憾事，七旬斯风常昭人。”胡拓先生看了很高兴，拉着他的手说，谢谢你对我的评价。这时距胡拓先生去世仅38天。这两句话后来悬挂在灵堂胡拓先生的遗像两侧，以后又镌刻在胡拓先生的墓碑上，成为墓志铭。

1987年5 月上旬，胡拓先生的老伴陈坚老人应邀到北京参加薄一波曾领导的“牺盟会”女兵连幸存老战士重聚活动。这对陈坚老人来说极为难得，但看着重病中的胡拓先生，她隐约感到此次一去也许就是生离死别，因此，她不忍心前往。两位有着曲折坎坷经历的老人爆发了他们结合以来的最后一场争执，以至于不得不请覃章海来公断。胡拓先生向覃章海介绍了争执的经过后说：她到北京顶多十天半月，我活十天半月还是有可能的，就是死了，也就是死了，有子女们在身边，怕什么?而对她，这机会太宝贵、太难得，也不会再有了。她不去，我死都不瞑目。覃章海支持了胡拓先生的意见，劝说他的老师启程赴北京。陈坚老人和女兵连的其他幸存老兵在北京相聚了，他们的老领导薄一波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了她们并合影留念。5月13日中午，覃章海同往常一样到医院看望胡拓先生，去时胡拓先生正好睡着了，他示意陪伴的家属不要吵醒他，然后留下一张纸条：“我来过了”。覃章海怎么也想不到，他留下的这张纸条竟然成了他和胡拓先生的最后交流。当晚7时，胡拓先生溘然长逝。陈坚老人在北京收到了松滋的加急电报：胡拓病危。担心老人经受不住打击，松滋对电文进行了斟酌。

整理胡拓先生的遗物时，在他的“暮年笔记”中有一份账单，记录着他自费出诗集和邮寄诗集找人借钱的数目。“暮年笔记”最后一篇对家人的嘱咐中，有这样一段话：“你们要更加热爱共产党，热爱新中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人民。”

胡拓先生的诗被收录进《四十年代诗选》，胡拓先生的名字被《中国文学家辞典》列为辞条。

胡拓先生以他的顽强执着和坚定信念走完了他人生之旅、文化之旅，留下了他的足迹、他的品格、他的诗。同时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把他的那一颗谁也掏不去的心，托举给了十亿个上帝：

谁也掏不去

不论情侣的眸子

慈母的泪

——更甭说

金钱的魔掌

邪恶的权力

它早已深深沉浸在历史的长河

紧紧镶嵌在广袤的大地

高高悬挂在浩瀚的星际

——狼烟滚滚，刀斧声声

时间倒逆，乾坤离异

也不曾毁去，不曾毁去

铁锤镰刀锻冶得它刚毅锐利

金星红旗分给它鲜艳亮丽

而不断鼓动它的是炎黄子孙后裔的神圣血液

——我赤诚地敞开胸腑

执着地把那一颗深藏的红宝石

完满无缺地托举给十亿个上帝

这是1987年胡拓先生在他生命的尽头时依然不忘擎起文化的火把而创作的诗篇《我的心》。这是生命的绝唱!他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文化，并将此视作精心呵护他与他挚爱的人民的魂魄、民族的精神家园。今天，我们格外怀念胡拓先生他们那个精神解放、心灵浪漫、百折不饶、坚持真理的时代。也许胡拓先生他们那个时代已不可复制了，我们便更加怀念这位松滋的文化先行者。